陈仲琏
岁月荏苒，转眼间伯父离开我们已二十年了，每想起往事或重读遗稿，他那慈祥和蔼的容颜，如在眼前，不由人要想到他潜心研究道教学说六十余年，对《道藏》内、外丹经及静功修持之道，有极高造诣，撰有不少著作和文稿，在道教界有广泛影响，也是他被誉为近代道教学者的原因。他对中医理论，也有研究，为中医界所称道。一九五七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后，先后任道协秘书长、副会长、会长，主持道教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政协委员。十年动乱中，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在北京去世。他的事迹，在新编《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近代名人录》中，都有简介。
我家祖籍安徽怀宁县洪镇乡新陈埂，世居安庆。伯父一八八零年生，原名志祥，后改名撄宁，以示心神安静，不为外界事物所扰的一种修养境界。听长辈讲，伯父三岁即由祖父教读，因聪颖过人，十二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左传、国语等经史，十三岁学作应试文、诗赋等。因祖父是清朝举人，家学渊源，人皆赞他才华出众，初考秀才时，都以为稳可得中，但伯父因常阅读《时报》、《盛世危言》等书报，故文章中对清廷有国弱民贫之议论，幸主考官为祖父好友，阅卷时很是惊讶，遂将考卷抽出，免生意外，并暗告家中，嘱加管束。祖母闻此患病，伯父事母至孝，乃自责日:“母亲请勿怒，下科保中。”果然，下届考中秀才。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考入安徽高等法政学堂，接受各种科学，如数、理、英语等。但因自幼且夜攻读，寒暑无间，过度疲劳，以致得衰弱之症，俗名童子疥，医生束手，其势万难苦读下去，乃思寻求却病延龄之方法，以挽救垂危之生命，遂从叔祖父学医，研读《黄帝内经》、《扁鹊难经》、汉张仲景《伤寒论》，以及历代医家专著，并由此得知古代医学与气功锻炼本有密切关系，如我国第一部医学专著《黄帝内经》，就讲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气功论述，伯父经研究并亲身实验，原来极度衰弱之躯，竟渐有好转，遂决心继续探求延年益寿，防止过早衰老之法，又经研读有关道教典籍，感到这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其中包含很多哲理。伯父无意仕途，为了探讨道教炼养工夫，毅然离家，到各地寻师访友，来往于名山胜境，住宿于道观佛寺，后在安徽怀远县曾遇道长一位，相聚两句，论证修炼工夫，并改正道书上各种错误，得益匪浅。
因古代修炼著作，十分之九收入《道藏》，乃于一九一三年长住上海方斜路白云观，专阅明刊《道藏》五千三百余卷及续刊一百八十卷，依次逐篇阅览，不以个人爱憎为去取。明刊《道藏》五百余年来，该观珍藏六十余年来，能将《道藏》作学术研究而又能全部阅毕者，仅伯父一人，他人都因不同原因半途而废，撰有《论四库全书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文稿。
伯父以十年寻访之功，对修炼知识已无遗憾，于一九一七年返沪常居，除和道友继续探索养生修持外，对《道藏》重要组成部分的炼丹术，也做过考证和实验，认为这是人类化学之初步。对《道藏》旧有目录详注四册，是明代为宗教家的需要而编，查阅不便，不足以供道教学术研究之用，伯父按原一千余种著作的性质，慎重仔细的加以整理，将原修订的《道藏书目分类》稿，又重行修订为《道藏分类目录提要并索引》，共分道学、道通、道功等十四大类，以便检查。又以古代道书卷峡浩繁，深奥难懂，乃择要论释，务期浅显明白，便于理解，著有《黄庭经讲义》、《孙不二女丹诗注》、《灵源大道歌白话注解》及散文和问答。
伯父为了静心著述，也为伯母调养体衰，于一九三五年冬迁居沪西农村南石桥，该处茅屋数椽，流水一湾，翠柏围绕，环境清幽，每逢风和日暖，伯父母两人，常坐于翠柏林中，烹茶闲话，挥座谈玄，友朋来访，骤观此景，几讶为九天仙侣，暂堕尘寰。此时，伯父除著述外，并和各地通讯研究修炼学术，从事《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编辑、校样、出版工作，伯母施诊乡邻，不受报酬。一九三七年秋，日寇侵护，乡间不能安居，复回上海，衣物书籍，全部损失，其中珍本图书，不可再得。
伯母吴彝珠夫人，原籍浙江吴兴，早失跍恃，随叔读书于芜湖，一九一一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子医学院，曾任武昌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主任，上海第二医院、上海尚贤医院医师，上海人和高级助产学校教授，医术高超，病者称道，一九三五年冬，感身体有浸衰之象，乃辞谢一切诊务、教务，农村居住调养，身体渐有康复，又于一九四四年为上海某善堂义务施诊，因劳累旧病复发，于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六十有三，抗战时家人都在后方，后事由外甥女乔馥玖料理，葬于上海虹桥公墓。
此后，伯父一人居住无定所，诸学生都争请住其家中，便于讲授各种学识，但多住于外甥女处，并得彼夫妇悉心侍奉，故仍得以专心著述。伯父根据数十年研究所得，总结了修炼要领和有关注意事项，撰写了《静功必成》文稿，留作后学之指南，文中对人们衰老死亡的原因，以及免除的方法，指出应以无涯之元气，续有限之形骸，可使生命力永久不竭，再用神气合一之法，以执管生命权，此为初步成功，然后炼气化神，再进一步炼神还虚，最后可以达到成功。为使读者理解，对于文中要点，又列述问答数十条，还定期讲解，听者锻炼后，各有不同收获，如他的学生上海名中医谢药寿，名西医张竹铭，人和医校校长朱昌亚，虽都年已古稀，锻炼后精神抖擞，步履矫健。张医生已去美讲学，朱校长年已九十余，仍健在，又原上海浦东中学校长张嘉寿，有严重头晕眼花毛病，锻炼后说“健康大踏步前进了。”他写了一篇《锻炼经过和对炼功的理解》，伯父阅后给以肯定，并详细写了评语，归纳为八点:(一)动功与静功相结合，(二)恒心是主要因素;(三)生活有规律，无嗜
好;(四)动静调和，生理上得到平衡;(五)方法简而易行，可以普及，(六)静坐是高级道功的基础;(七)是否需要再求进步;(八)本是养生功夫，为什么有人做出病来。伯父还为只以健康长寿为目的锻炼者的需要，又写有《去病延年方便法》一文，索取者甚众。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祖国医学遗产，上海成立了气功研究所，市卫生局两次请伯父到该所讲解气功理论和对增进人民健康的关系，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宋日昌也多次邀他探讨气功学术，觉得这是一门独特科学，可以开发人体潜在智能，认识人体生命奥秘，推动人类向高智能方向发展。伯父研究道教学术，早已驰名，一九五三年被浙江文史馆聘为馆员，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他拟将六十年研究所得，加以整理，写出论述，捐献国家，永久保存，只以当时资料尚不齐全，未能着手。
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地道教界人士在北京筹备全国性的道教组织，次年四月成立中国道教协会。伯父先后被选为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主持道教学术研究，培养道教人才方面，作出了贡献。嗣后，道协设立研究室，在他指导下，搜集、整理道教文献资料，编写了《中国道教史提纲》，出版了道协会刊》，为培养道教知识分子，举办道教徒进修班。他认为道教的形式，随着时代的进化，不能保证它永久不变，但道教的学术为群众所需要，不但
能够长远流传，而且将来还可以逐渐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道教学术不仅我国研究者不乏其人，外国也有研究者，如天津大学陈国符，研究《道藏》蜚声海内外。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对道教典籍《参同契》，曾作过深人研究。日本学者大渊忍尔对《道藏》的编篡，曾作过考证。美国学者约翰生著有《中国炼丹术》。因此，道教学术如果没有坚实的内含，恐早已
埋人故纸堆中，不为人知了。这时著有《道教起源》、《史记.老子传问题考》、《太平经的前因后果》、《教理概论》、《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静功疗养法》等，还在道协研究室讲解《老子》、《庄子》养生思想和《黄帝内经》，‘这方面著有《静功总说》、《老子第五十章研究》等。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道教协会停止了活动。一九六七年春我去北京，曾请他返护稍事休息。伯父是责任心很强的人，他说:“在无别人负责的情况下，我不能贸然离开。”那时他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时在北京去世。‘伯父对中医理论，也有深人研究，初习医时，对古代医学专籍，如《金匾要略》、《中藏经》、《肌经》、《甲乙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等，都曾搜集钻研，还像神农尝百草那样，对许多中药，亲户煎尝，辨别药性。祖母生病，伯父亲侍汤药，出外游历前，则预留药方于家中，后祖母患病，依方服之果然见效，安庆名中医潘答泉，我与其子潘法平同学，常去播家，潘老医生对伯父医学很是景仰，常说:“你家二先生医道高明，人都佩服。”族人陈耘珊到沪旅游，突患大头瘟病，头面肿大如斗，中西医都说少见，也感束手，伯父精心研究，辨证施治，投用重药，终获全愈。闻者称奇说:“非高手不敢治，也不能治此症。”常言说，“医不自医。”即医生如果自己生病，反而自己不敢医治。伯父一九五四年胃出血在杭州住院，医生多次主张施行手术，伯父都未同意，而采用气功调和血气和药物合并治疗，不久即获痊愈。曾任安徽中医学院兼该院附属医院副院长陈可望教授，就是他的胞侄，少年时到沪学医，就由伯父指导，后来命他投考当时我国唯一的中医院校“上海国医学院”，该院院长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教授挥铁樵、章次公、秦未伯等，均为上海名医，亦为伯父好友，该院教学严格认真，毕业学生多成名医。伯父在北京时，有关领导对他的学识，很是推崇，如原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张执一，都曾和他讨论气功与健身之道。李部长还关切地说:“你的学问要留传。”伯父曾说过:“我全部精神，都用在研究道学方面，医学上未曾悬牌行医，也无著作。”但他医学上的造诣，却是人们钦佩的。
伯父的国学极有根底，早年北京大学拟请他为教授，讲授经史，因和自己的志趣不同，故辞未就，但常为亲友讲解古书、佛学、道学、医药等，或代撰寿序、祝词以及修改诗文，自己则从事道学著述，所作诗文甚少，也不留稿，今只录七律一首，识者读之，当信其诗即景占来，清逸流畅，一休俗流可比。题为《来成都井到峨眉山脚下，归途赋此志感》，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作于车中。诗日:“蜀中天府久传闻，不及今朝眼见真。四野田园无旷土，万家公社遍乡村。人人高举红旗手，处处争开跃进门。留得余生垂过此，峨山绝顶一攀登。”此诗为伯父同宗教界参观团去西南各地参观时，应四川宗教处马处长所请而作，峨眉山高三千零四十六公尺，游览时间安排过于匆促，伯父只到山脚报国寺，故题曰:“来成都并到峨眉山脚下。”
伯父热爱新中国，解放前他说:“我生平未曾任政、教、工、商职务，可谓一界不入。”建国后，祖国欣欣向荣，一九五三年即应浙江文史馆之聘。一九五六年到北京中国道教协会任职，做出了贡献，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伯父治学严谨，勤学不倦，毕I研充道教学术，著述多种，但不迷信书本。曾指出:“道书不可不读，却不可尽信，必须善于识别。”可见其治学认真的态度。
伯父待人谦城和蔼，使人可亲可敬。学生中多人已白发银髯，和伯父谈话之前，都先起立，以表尊敬。
伯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自十一届三中会后，中国的情况，已发生了可喜变化，伯父在天之灵，也一定会含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