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尤文远、史理广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与儒、释文化并称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它汇纳百川，包容兼蓄，囊括了中国众多文化。鲁迅先生称：“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道教文化是华夏母体上生成起来的血脉文化，它集中国士大夫雅文化与民间文化于一体、融上层正统思想和下层异端意识为一炉的整合文化，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及传统思维方式贴切最近，最具嗣承关系与亲情关系，最能充分反映传统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和精神世界。许地山先生说过:“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信仰来看,道的成分比儒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要弄清楚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大势及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道德、伦理、情操、素养、意愿、感情，首先了解中国道教历史和文化，揭开道教文化之谜，不啻于洞开中国宗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之门。
道教发源的历史，自从中华大地上有了智慧人类，道教的胚胎就开始孕育发生了。道教之源，包罗自然崇拜，原始巫术，鬼神信仰，神仙方术，阴阳五行，谶纬神符，黄老道、方仙道和儒、墨、阴阳诸家学说，以及燕齐文化和巴蜀文化的某些内容，即凡是能够参与历史宗教形成的中国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异端部分文化的诸因素，都一齐向着道教的发生与形成情有独钟地奔涌而来，造成了中国道教头绪纷繁、光怪陆离、诡谲莫测的原因。
道教正式形成于东汉时期，以老子《道德经》为圣经。该经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道经主要阐述宇宙运动发展的规律和辩证关系，寓不要逆规律而动。德经主要讲道德修养。《道德经》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二十七章述善行：“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道德经》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内容讲述的是修德。“少私寡欲”的内容贯穿于不少章内，如《道德经》四十六章称：“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尊道贵德”是《道德经》的核心内容，历代高道大德，以自己的理想和适应社会的需要，做出了适当的诠释，丰富了《道德经》的内容，产生了众多经典著述，吸收了儒、墨、释家的内容，形成了道教教理、教义和清规戒律。
道教贵德，修道以立德为先决条件，提高自身修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如清净寡欲，无为不争，胸怀宽容，不尚名利，不妒嫉，不妄语，不邪淫，不盗窃，不溺于音色美食，不杀生自娱，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施恩不图回报，苦己利人，正信诚实，敬人礼让，孝顺父母，忠君爱国，正身处物，不败人成功，不离间骨肉，令九族雍和。不谗毁贤良，称人之善美，不贪求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专务清虚，以道为务等上述道德内容，基本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儒、道、释修德内容，三教修德的核心是行善却恶。善即是仁爱，爱就需要奉献和牺牲。《爱的奉献》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爱就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儒、道、释三教传播善行，儒家以儒学育人，释家在寺院或超度法会传授慈悲思想。道教有民众化的特点，不仅在宫观和法会传播善行思想，还通过文学、美术、音乐和戏曲，向广大民众进行修善的宣传。道教独特的祀神、娱神的庙会，是最广泛传播道教文化的场所，年复一年的庙会，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民众参与。庙会上演的戏剧、曲艺、花会节日内容，无不含有褒扬善良、鞭挞奸佞、导人向善、除却邪恶的道教思想内涵，戏曲成为形象化的社会教育的大课堂。民众在享受文化生活的同时，获得历史文化知识，并受到道教伦理道德的熏陶，行善积德的思想深深地浸入到一代代人的血液里。
在旧社会文化落后的年代里，戏曲是人们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在漫长的岁月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未进过学校读书，但他们的社会历史知识水平却很高，讲历史故事和人物，滔滔不绝。他们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躬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以践行道德、礼貌为荣，以济困助人为乐，以损人利己为耻，知耻自尊。高尚的道德风尚，使人们长期和睦相处，安居乐业。民国版《满城县志》载：“数十年来，全县未发生盗窃、抢劫、凶杀等案件，偶有发生，则是由外地流窜而来的罪犯。”可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良风美德的形成，传播抑恶扬善的戏曲功不可没。
疾恶如仇、尽忠报国和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道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高度发扬。全民动员，不分民族、阶层，同仇敌忾，男女老少全部投入到反抗侵略的伟大卫国战争中，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如《战斗生产》歌词：“战斗生产，晋察冀的军民越打越勇敢。生产拿锄头，战斗拿枪杆。敌人来了就坚决地打，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上岗上，大道边，到处有我们的爆破组和神枪手，打得鬼子人马翻天；田野里，山坡上，到处有我们的收割队和突击手，抢收抢割像暴风卷。”
军队在前面打，民众来支援。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正太路破袭战时，民众运送粮食弹药，抢救伤员，破坏铁路、公路，阻击日军增援和运送军用物资。百团大战后期的涞（源）灵（丘）战役中，各县组成担架队，易县组织了千人的妇女担架团，在前线抢救伤员。敌人“扫荡”时，部队掩护干部、群众突出日军的重围。举世闻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3万余民众撤离敌人的包围圈，三位烈士光荣殉国。
抗战时期，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出家玄门的道士挺身而出，毅然投入到伟大正义的抗战行列，实践了“上马杀贼，下马学道”的崇高理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冀东丰润县腰带山天圆观道士主动腾出房屋，热情接待涌入关内的大批东北难民。同年12月，迁安县一带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天圆观道士捐献粮食，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队伍，支援义勇军杀敌。在喜峰口第二十九军阻击日军的战斗中，天圆观苏、韩道长冒着枪林弹雨，把食品送往前线阵地，为战士们做饭烧水。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腰带山成了八路军冀东区的抗日根据地，天圆观成了抗战军民信赖的“堡垒户”和特别“办事处”。冀东区的军事秘密会议常在天圆观召开，道士们为会议站岗放哨。在该观住持刘宗理道长的周密组织下，多次巧妙地躲过日军的搜查，并成功地为八路军掩藏枪支弹药、粮食、印刷机、棉花布匹，掩护八路军首长和战士，救治伤病员。道士黄旭文脱下道袍，参加了八路军。
在冀南威县、平乡、广宗、巨鹿等县，许多道士加入八路军队伍，担任干部职务。如威县关王街戚安士、胡杨街张明玉等道士，在抗战时期为中共地下党员。廊坊地区固安县南公由村刘玉境道士，1939年参加了八路军。
冀西太行山区狼牙山棋盘坨、老君堂李圆忠（笔者注：满城县魏庄村人）和石海中两位道长，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在日军“扫荡”时，为八路军坚壁军用物资，传递情报，担任向导，救助伤病人员。
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率部进驻易县狼牙山地区，李圆忠道长带领杨成武司令员一行，爬上狼牙山，介绍山上地形地貌，为阻击日寇进攻提供了有利地形地物，并为架设空中飞线（电话线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一次日军“扫荡”狼牙山时，发现一个山洞隐藏有大量军用被服，当日军正在烧掉这批军用物资时，李圆忠道长突然出现在日军面前，用日语与其头目对话，日军万万没有想到狼牙山上遇到一个会日语的道士。李圆忠道长大讲狼牙山的忌讳。日军本有信仰鬼神的思想，李道长居然把日军支走了，军用物资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41年秋，日军为报复在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北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狼牙山被敌人重兵包围，杨成武司令员以“围魏救赵”的战略，将被困在山上的两三万干部、群众能够全部突围转移，由七连掩护。守卫狼牙山的七连六班为给撤走群众留充裕的时间，毅然将敌人引向了棋盘坨顶峰。在打退日寇多次进攻，弹尽后集体跳下了万丈悬崖。李圆忠道长在仙人洞亲目了这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豪迈壮举，不禁愔然地流下了热泪，为祖国有这样的英雄感到自豪。日军下山后，他跑下山，请情报站报告杨成武司令员五壮士应用跳崖的事迹，有两名壮士挂在凌空的树杈上，请赶快去抢救。在战友、乡亲和李道长的援救下，六班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获救，并掩埋了三烈士的遗体。
狼牙山下漕河北岸的周庄，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驻地。敌人“扫荡”时，村民都跑到村外庄稼地躲避。日军见村内无人，焚毁了村庄。后发现了庄稼地理的民众，正要开枪射击，在生命攸关的一刹那，李圆忠道长坦然从容地从庄稼地里出来，用日语与带队的日本军官会话，支走了日军，保住了众多民众的性命，受到乡亲们的敬重，有的民众拜李道长为师，进入玄门成为道士。
1943年春，日军对狼牙山地区“扫荡”， 第一军分区警卫连为掩护干部、群众突围，退守到棋盘坨顶峰，日军在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发起总攻，警卫连弹药用尽，陷入绝境，准备像五壮士跳崖殉国。李圆忠道长将指战员带引道天险——阎王鼻子悬崖，用绑腿带子和撕毁的棉被布条拧成绳子，全连指战员和李道长顺着绳子而下，脱离了鬼子的包围圈。
同年秋季在反“扫荡”中，给了敌人沉重打击，但我方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狼牙山道教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反“扫荡”期间，杨成武司令员得了疾病，军分区参谋长黄寿发、政治部主任王建中劝他到狼牙山老君庙躲避，说眼下那里没有敌情，山中道士支持抗日工作。石海中道长在老君堂精心照料杨司令员，一边放哨，一边煎药熬汤。杨司令员通过电话部署军事和地方工作，他和石海中、李圆忠等道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几天后，黄寿发参谋长用电话通知杨司令员，敌人近日会对狼牙山、九莲山等地疯狂地“扫荡”，建议转到五峰寨去。杨司令员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狼牙山的道长们。不久，敌人以决战之势，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狼牙山发起了猛烈进攻，却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日军把石海中、李圆忠道长居住了20多年的道观焚毁，与此同时，蚕姑坨的道观也被日寇付之一炬，山上的道士、道姑被日军野蛮地屠杀，鲜血染红了这片英雄的土地。由于石海中、李圆忠二位道长送情报下山，幸免于难。他们含泪掩埋了战士、道友的尸体。此后，李圆忠道长不知所终。石海中道长羽化归真后，遗体葬于狼牙山下的五勇村。
在战火弥漫的艰苦岁月里，在残酷而血腥、雄浑而悲壮、惊心动魄的战斗中，中华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捍卫尊严，在令人发指的日本法西斯暴行面前，不畏强暴，宁死不屈，视死如归，英勇顽强，不惜为国捐躯。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施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建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走群众路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并肩杀敌，保障了抗战胜利。另外，不可忽视的无形的植根于民众内心深处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人们内心迸发出民族爱国精神，从而产生出舍生取义、舍财取义、为国献身的民风美德，使人民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亲密无间、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团结对敌，构成了在特殊环境中的和谐环境，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中华传统文化被称为“四旧”，受到严重破坏，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赖以和睦相处的人伦道德。宗教界被视为“牛鬼蛇神”，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了。传统文化的民风美德被破坏，其后果就是某些人不顾礼义廉耻，见利忘义，以自私自利、坑国害民。自己享乐为荣。甚至出现大量盗窃、抢劫、害民、贪污犯罪分子，严重地败坏了民风和赖以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奋斗。
落实党的宗教政策，道教重新获得新生。道教历来有爱国的优良传统，自觉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学习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才有办教的正确方向。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党和政府宗教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宗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道教在坚持爱国爱教的正确方针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顺应时代要求，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做到既爱国守法，抑恶扬善，又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经济建设、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里。各民族、社会各阶层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有好和睦相处，和衷共济，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努力。
社会主义和谐的基础是爱，是奉献，爱和奉献源于高尚的道德情操。道教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历史悠久。从老子《道德经》的问世，已有2500余年，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它以鲜明的民族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哲学思想、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文化艺术、民风民俗、民族性格及心理素质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道教以贵德为核心，崇俭抑奢、强调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清规戒律为行为规范，践行济世利人的善行，不仅在历史上扶贫济困，周人之急，尽忠报国，抵抗外来侵略，还兴办公益事业，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民风美德的内容，为长期的人民和睦相处、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中国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张继禹道长提出了“生活道教”的理念，他在《践行生活道教，德臻人间仙境》一文中指出：“在发扬爱国爱教、仙道贵生、慈爱和同、济世利人等优良教义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道教关爱现实,利益人群,传扬真道,福臻家国,修道成仙的价值理想。将道教信仰落实于生活,将道教精神圆融于生活,运用道教的智慧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惑,从而觉悟人生,升华人生,圆满人生。”今后道教应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组织带领广大信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没有社会的和谐，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保定道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