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江南

   读完由孔令宏博士撰写的《中国道教史话》一书，不禁联想翩翩。这本书是最近由河北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李振纲主编的三教史话丛书之一，其他两本是有关佛教与儒教的。近年来学术界借“传统文化热”的推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从中国文化的总体构成看，学界的研究却表现出某种偏差。借用习惯的说法，中国文化由儒、道、释三个部分组成，但学界历来对儒和释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对道却往往片面地理解为先秦道家，对从汉代产生，流传至今的道教心怀鄙视，认为它除了鄙俗不堪、荒诞无稽之谈和神神鬼鬼的法术之外，没有什么思想性的东西，所做研究不但少，而且多为外部的、描述性的，缺乏对道教内部的、哲学性的、思想性的系统探讨，完全无视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所携带的反映中国文化至深内涵的方面及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鲁迅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所幸学界对此已有所觉察，一批学人已投身于这一开拓性的事业中，孔令宏博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道教史话》就是他在这一领域内推出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针对以往道教研究中存在的弊端，对道教作内部的、思想性的研究，发掘出道教产生、发展、衍变过程内涵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作者紧紧抓住道与术这一对关键性的概念，认为术为先，道为后，以道统术，以术得道的道术关系是道家和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和逻辑，提出道教发展史由于道和术的不同组合形态表现为汉代至三国时众术并竞，魏晋南北朝时援道入术，隋至中唐时道与术结合，晚唐至北宋道与术汇集，南宋至明代中期道与术圆融，明代中叶以后循道化术，未来道教的诠道改术几个阶段，以此为线索把先秦道家、黄老道家、稷下道家、魏晋玄学、汉代之清代末年的道教发展史纳入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框架中，不再依附于政治史的结构框架，也超越了描述式的资料汇集，摸到了道教思想发展的内在脉搏，对理解道教对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影响有重要意义，其价值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道教史的论述，发掘出中国哲学中体用这一对关键性范畴的又一种丰富而奇特的表现形态，不但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容，更对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具有重要意义，这大概是一心想融贯中西，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孔令宏博士写这本书的更深一层含义吧。

   象任何开创性的作品一样，《中国道教史话》也有一些有待商榷和改进之处，其中有一些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非常有趣。例如作者在书中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先秦道家与道教具有直接的关系，这表现为道和术的关系起源于道家，后成为道教思想的核心；道教的理论基础“道”来源于经过改造的道家基本思想。这里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论证不充分，尽管作者为论述这一论点化了大力气，但遗憾的是其间对如先秦方士的活动情况及方术的发展情况，对道家如何从方士之术发展而来这一关键问题言之不详，多断言而少论证，这在断言庄子与气功的关系尤其如此。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出现这一问题背后隐含着作者对有关思想史理论问题认识的不足，具体说即对文化的多层次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话语范式、话语权力的运作与变化等问题认识不足，因此丧失了一个从进行体系描述向研究思想史话语的一般性问题跃进的机会，十分可惜。下面就此谈一谈我的看法，请孔博士指正。

   造成上述论证困难的原因自然是资料的匮乏，但如果认识到在这种匮乏背后隐含着多层次的话语体系中的复杂的话语运作过程，则一方面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史料，从以前无法利用的史料中发掘出新的意义，充实我们的论证；一方面可以转换论述方向，由此解释构成中国文化的话语所具有的多层结构和其间的复杂话语运作方式，从更深的层面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这里就涉及到对道和术的更深一层理解。

   中国历来是由士作为文化的整理者和保存者，不言怪力乱神的传统和士本身维护的雅文化的专制性质及与方术所属的俗文化的尖锐对立使有关先秦方术活动的记载寥寥无几，要想对此进行描述十分困难。另一方面人们在社会主流文化的驱使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对构成我们文化的某些部分进行主流文化话语的误读，掩盖了构成民众文化生活中有形和无形的，由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宇宙人生的一些非主流观点及其感性化形式的本来含义，造成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匮乏。前一种困难我们除了借助考古的偶然发现之外无力回天；但对后一种情况却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对现有史料进行知识的考古学考察，从中发掘其被掩盖了的意义，充实我们的论证。

   在进行知识考古学考察的过程中，有关文化的多层结构和话语的复杂运作方式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在道与术的关系中，术本身所具有的神话巫术含义与道所代表的成熟的理性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微妙。术本身积淀的含义，一些随时间的延续而丧失和感性化，逐渐远离人们的当下记忆；一些升华为理性化的哲学思想的某些基本假设；但更多的则变成社会的无意识，支配着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最根本方面，构成与显文化相对的隐文化。隐文化的本身原始性使它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大众具有天然的亲合性，主流文化对此十分敏感，千方百计要对它进行符合自己意愿的阐释，而处于对立状态的各方也在它之上形成自己的文化，对它做出自己的阐释，对术本身含义的误读因此成为必然，而不同目的导致的误读产生的冲突就是我们进行知识考古的入口。对具体术的形态和含义演变的考察是研究和揭示话语范式转换、运作，考察社会文化不同层面之间关系的极好机会。

   道教在汉代产生时先是以术为主，随后魏晋援道入术，这是道术关系中术先道后，以道统术的又一次体现，相比前一次，无论在资料或典型性上都具有更好的研究条件，而且还具有一个特别之处：这时的道与术是由分裂走向统一。在上面，道是术的理论升华，而这时道与术开始不具有直接的关系，援道入术，以道统术意味着用一种已存在的理论来改造、解释建立在隐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基础上的术，道在这一过程中自身也发生变化，这一现象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充分揭示出文化的不同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提供了一个考察理论及其解释对象之间复杂关系及一种特殊形态的极好的例子。后者也是文化与话语构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套书是在大文化观思想指导下策划主编的，这本书的题材也特别适合进行大文化的研究，因为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已经融入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本书却以传统的史的观念作为写作的背景，画地为牢，局限于狭义的道教范围内，以发现、揭示道教发展史的内在规律为唯一目的，没有把道教看成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揭示出道教与其他的文化组成部分的复杂关系，也放弃了道教艺术等相关的领域，因而对道教本身的变化发展与其对整体文化的影响没有能够进行更深一层的揭示，这也是出现上述问题的部分原因。这与道教研究才刚刚起步，基础较差有关，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凭空而起却又全面完整，《中国道教史话》有所偏重也无可厚非。不过学术发展到今天提出了进行大文化研究的要求，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适应。大文化观背景条件下的研究不但需要大量各种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还需要研究者具有高度的思辨能力指导下对大量、大范围具体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与高度概括的能力，具有既能进行哲学高度的思辨与构造，又能做考据之类技术性活动的能力，这对任何人都是严峻的挑战。

   我不是专攻道教的，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也不太熟悉，上面所说的只是在看这本书时的一点零星感受，就算有几分道理，要叫我来做也是万万不能，这大概就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