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与此同时，该《决定》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的重要思想。那么，这一重要思想中所说的“宗教”，除了众所周知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外，是否还包括活跃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民间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民间宗教能否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
中国民间宗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宗教信仰系统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世界上的一切宗教，无论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还是遍布世界各国的民族宗教，其母体或源头，均来源于民间宗教，最初都是从民间宗教发展起来，经过统治者的改造与提倡而上升为正统宗教的，而那些没有成为正统宗教的民间宗教则继续留在民间，在广大民众中流传。
中国民间宗教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宗教信仰系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民间宗教不仅始终保持着草根性的特征，而且还不断从正统宗教佛教和道教那里汲取思想营养，使自身逐渐脱离原始性而实现制度化。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那些著名的民间宗教教派，如无为教、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天地门教、八卦教、在理教等，都是在吸收或借用、改造儒家思想和佛教或道教宗教思想的基础上，使自己迅速制度化的，只不过这些民间宗教教派没有像佛教、道教正统宗教那么博大、精深罢了。中国民间宗教具有草根性、开放性并逐渐制度化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宗教信仰的多元格局。
在中国封建社会，民间宗教的信仰主体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民间宗教曾在历史上发挥了两种社会功能。一是发挥了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的社会功能，并具体地表现为心理安慰、相互扶助、治病健身、强体谋生等实践活动。二是发挥了策动、组织与领导农民暴动、农民起义的社会功能。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大多与民间宗教的策动、组织、领导有关，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起义，元朝末年的白莲教起义，明朝末年的山东、北直东大乘教徐鸿儒、于弘志起义，清朝中叶的川陕楚收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起义和豫北天理教起义，清朝末年的山东黄崖教起义，乃至民国时期的枪会运动等，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民间宗教一直被正统宗教视为异端、外道而遭到不断的挞伐、诋毁；也正因为如此，民间宗教又始终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邪教”而遭到严厉查禁和血腥镇压。但是，民间宗教犹如野火春风，其生命力比历代王朝要长久、坚强，在下层社会流传不衰。
但是，以理性之光，观照民间宗教，人们就会发现，与正统宗教佛教、道教相比，民间宗教又承载了更多的愚昧性与落后性。其教义思想中的一些荒诞不经和格调低下的说教以及充溢着更多的原始巫术宗教的色彩，曾给下层民众的信仰世界造成了长期的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当中国步入近代化进程以后，民间宗教就越发暴露出与时代精神的格格不入。特别是那些被政治野心家操控的民间宗教教派，如先天道、九宫道、同善社、一贯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它们不仅大肆传教敛钱，而且依靠军阀、政客，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乃至投降日寇，勾结国民党特务，破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成为一股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势力。因此，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任何拔高赞美，或是肆意贬低，都是不足取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而是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现实中的民间宗教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多元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
1980年代以来，民间宗教在中国广大乡村乃至部分城镇的复活，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出现的动因，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强力提倡与全面推行。社会主义中国开始的这场经济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使生活在乡村社会的下层民众既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倡与推行，才使他们真正过上了温饱生活，也感到迷惑彷徨——因为社会转型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又使他们在精神上产生了信仰危机，而乡村文化教育的滞后和由此造成的乡土民众科学知识的贫乏，以及人们对命运的长期以来的非理性理解，致使他们在遇到暂时不能理解或者不能解决的社会、心理等问题时，最容易与具有深厚传统、且最有吸引力的民间宗教信仰产生共鸣。因此，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复活、流传和乡村社会下层民众对民间宗教的皈依、崇信，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人们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空虚等景况，贫困、疾病、灾害、犯罪、动荡、战争带来的社会不安和苦难，以及生命和宇宙中还存在的很多尚未作出科学解释的现象，都可能成为促使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依托的原因”。
自20世纪80年代末始，笔者曾对民间宗教现实活动进行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在笔者所调查的民间宗教教派中，发现它们所宣扬的教义思想，虽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尽和谐，但并不相对抗、且力图相适应的发展趋势。这些民间宗教教派，在教义思想、仪式修持、组织形式等方面，虽与传统的民间宗教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它们在宣讲教义、举行仪式等活动时，均能做到与时俱进，增添了许多当代社会生活的新内容。如天地门教在供奉的神灵中，除传统的无生老母、儒、释、道三教圣人等各种天神地祇外，还供有“中国共产党万万岁”、“革命烈士”牌位。又如弘阳教在重建“韩祖宫三清殿前殿”的碑记中，镌有这样的文字：“兹因重建韩祖宫三清殿前殿，而四方响应，万民声援，百姓资助，弘扬弘扬,声迹复现。党的政策之英明，政府领导之伟大，亦弘扬民族文化之壮举。”此外，它们在从事宗教活动时，均明确宣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能将它们的教义思想与传统民间习俗、现代社会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注重发挥道德约束、幸福追求和终极关切的社会功能。至于一般信众，他们信仰民间宗教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人孩子，无灾无病，一家平安。于是，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这种新的社会现象、妥善解决这个新的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对历史上的民间宗教活动与现实中的民间宗教表现进行严格的区别。
历史上的民间宗教是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思想与宗教的异端、外道而盛行于民间社会的，它虽然游离于儒、释、道之外，并在主要方面表现出与封建统治秩序离异、抗争的状态，但是它与儒、释、道一样，也诞生、成长于封建社会的土壤。因此，其道德情操、伦理信念、求索取向、理想境界，也都必然打上封建社会的思想烙印。
现实中民间宗教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拥有的信众、所宣扬的宗教思想与其宗教实践都发生了很大或根本的变化。其思想及实践，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特别是现实中的民间宗教的大多数教派表现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倾向，注重发挥道德约束、幸福追求和终极关怀的社会功能，因而使其具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和谐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民间宗教问题方面具有成功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也是广大宗教信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民间宗教问题方面，具有成功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早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对抗拒盗匪、保家安良的民间宗教武装组织红枪会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红枪会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一个伟大势力”，虽不免多少带有迷信色彩，但“大部分乃真正农民反抗兵匪的组织”（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为此，中国共产党不仅于1927年7月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对于红枪会运动的决议案》，而且派出大批优秀干部深入红枪会组织内部，进行艰苦的教育与改造工作，从而使红枪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关头，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又对奋起反抗日寇侵略的红枪会组织进行了争取、教育、改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大批优秀干部的努力工作下，华北、东北以及安徽等地的大部分红枪会组织，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奋勇杀敌，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贡献。
步入21世纪以后，为了贯彻落实2001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福建省人民政府针对省内民间信仰名目繁多的特点，也把民间信仰纳入了管理轨道。福建省人民政府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全国先行一步，积极引导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可以说，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做法，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现象和民间信仰、民间宗教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