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越利
新世纪是一张考卷。在同一张考卷面前 ,大家是平等的，道教也不例外。新世纪这张考卷，道教答得好不好，能不能令人民满意，关系着道教的兴衰成败。我知道，道教界和有关各方面的人士都在思索这张考卷。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和江西庐山仙人洞道院，召开第一届庐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暨道教文化笔会，不仅自己思索，而且礼贤下士，广开言路，敞开宫观大门，请教外人士一起来讨论。这也是一种智力引进，通俗地说叫作借脑办事。美国科技界就借用了不少中国人的大脑。中国道教界内界外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当然更可以借用中国人的大脑。借用别人的大脑，并不是自己不聪明，恰恰相反，是很聪明。因为，第一，开放才能集思广益，封闭只能孤陋寡闻；第二，借脑办事见效快，经济上也很划算。另一方面，被借脑的人也很愿意借，一是乐意为道教事业尽绵薄之力，二来也很想向高道们当面讨教，互相学习。当然，大主意还是道教界自己拿，没有人能够喧宾压主、越俎代庖。
中国的道教现在主要面临的是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是世界新兴宗教潮流对国内的冲击，是民间信仰的活跃等等。道教作为传统宗教，同样面临重大挑战。
社会文化分为两层，一层是大传统，一层是小传统。评判道教是否答好新世纪考卷，主要看道教的义理是否在大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否很好地回应了来自社会和国外的重大挑战，同时也要看道教能否继续慰藉信徒的心灵，教化信徒的言行，还要看道教文化艺术能否不断创新，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儒家和道家，究竟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学者们还在争论。不管是不是主干，道家思想对中国人影响很深，这是不容置疑的。道教是道家思想的继承者和保存者。拥有道家思想是道教义理的一大优势。面对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而对物质生活丰富与精神生活贫乏的矛盾，道教可以道家思想参与当代世界哲学问题的讨论，可以就战争与和平、对话与宽容、宗教与民族、环境保护、老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法制与道德、竞争与社会保障、文化思想的统一与多样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很好的意见。道教只有在有力地回应来自社会和国外的不断挑战中，才能在大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功利性祈祷，是中国民众信仰需求的一种特色。民众有需求，道教理应给予满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信徒们会产生新的苦恼，精神生活的需求也会提高。因此，除了管理好宫观、作好经忏以满足信徒功利性祈祷之外，道士还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在宫观里向信徒讲经。讲经应当通俗，将深奥的道教义理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讲经应当结合实际，解决信徒的思想问题。讲经应侧重道教伦理观、人生观和社会观中的积极的内容，鼓励信徒充满爱心，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处理好追求物质生活与保持清心寡欲、追求个人发展与尽社会义务的关系，爱国爱教，遵纪守法。
新世纪里，人们对生命的长度和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都使社会对养生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道教在医药养生方面曾经做出巨大贡献，在养生理论和方法上具有优势。社会有需求，道教有优势，可以说一拍即合，何乐而不为？如果道教将擅长养生方术的道长组织起来，加强研究，有计划有组织地向社会推广道教养生思想和方术，相信会受到欢迎。在推广中道教应同时对古老的养生思想和方术加以改进与发展，使其更科学，更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
经过政府和道教界二十多年的共同努力，“十年浩劫”中全国被破坏、占用或关闭的宫观，基本上得到修复、归还和开放。据1998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开放宫观已达1600余座。众所周知，宫观既是道教诸神的殿堂，也是道教艺术的博物馆。道教艺术门类众多，历史悠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新世纪可以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道教界有责任将其发扬光大，贡献给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道教可以多办一些展览，多举行一些活动。道教更应当培养出自己的杰出的建筑家、雕塑家、美术家、书法家、服装设计家、园林艺术家、音乐家等等，培养出一定数量的职业匠人。
只要保持并不断充实“正教”的内涵，能够满足文化素质越来越高的信徒的信仰需要，道教就可以自然融合或主动“收编”一部分民间信仰。
要做到上述几点，弘扬道教教义是关键。弘扬教义重要的方式是注经。道教本有注经的传统。河上公注《老子》，发挥养生思想，正是两汉黄老道流行之时。张鲁将《老子想尔注》作为道众的必读经本。六朝隋唐不少道士注《老子》,掀起了重玄学，发展了道教的教义。《周易参同契》、《黄庭经》、《悟真篇》也都有不少注，言人人殊。近现代陈樱宁先生注释诸经，建立仙学。弘扬教义的另一重要方式是著书立说，如《太平经》、《抱朴子内篇》等。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事。当代道教也在这样作。任法融副会长撰写了《道德经释义》、《黄庭经释义》、《阴符经释义》等，张继禹副会长写了一部《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值得赞赏。我写了一篇题为《当代道教对道法自然和清静为正思想的解释》的文章，就是介绍他们二人的著作的，已经于今年8月2日，在“海峡两岸‘世纪之交的宗教与人类文明’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弘扬道教教义，都不能偏离道教最基本最核心的信仰，同时还必须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推陈出新。《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教深知万物皆化之理。偏离道教最基本最核心的信仰，是对道教的背离。同样，拒绝推陈出新，食古不化，把教义看成僵化的教条，同样是对道教的背离。这就是说，弘扬道教教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
弘扬道教教义，还要处理好世俗化与神圣性的关系。宗教都有世俗化的一面。只有世俗化才能与社会同进，才能拥有广大信众。但宗教终究不能等同于世俗社会，总还有它的神圣性的一面、出世性的一面，总是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社会的弊病有所批判。宗教的世俗化正是以神圣性为基础、为前提的。如果丧失了神圣性，宗教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北宋道教的世俗化就走过了头，变成了腐化堕落以及庸俗化，于是有全真道起来纠偏。新世纪道教在世俗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道教神圣性的一面。
如果有人要归隐山林，要避世清修，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呢?他们的作法对社会和他人并没有危害。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不信仰宗教。他们安身立命主要依赖信念和道德。这可以说是理性的信仰是道德的信仰。知识分子中的思想精英，尤其如此。他们更偏爱哲学的、道德的、科学的、艺术的或政治的思维。我相信，新世纪里，这种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思想精英可以不信仰道教，但道教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精英。道教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精英努力继承与发展教义，解答现实问题，《道藏》就是死的，道教义理就等于不存在，道教就无法回应全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新兴宗教潮流的冲击和民间信仰的活跃，道教就有降格为民间宗教甚至沦为邪教的危险。那样的话，“五大宗教之一”的称号对道教来说将名不副实，道教作为合法大宗教的地位将难以为继。
新世纪在呼唤当代的葛洪、陶弘景、陆修静、寇谦之、司马承祯、陈抟、张伯端、王重阳、丘处机、张宇初、陈樱宁。道教思想精英的出现，主要靠有志的道士们，勇于承担弘扬道教义理、迎接世纪挑战的重担，牢记“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古训，刻苦钻研经典，努力学习理论，博学精思。另一方面，道教自身也要下力气培养自己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比如说，培养研究生，送到大学去代培，送到国外去留学，请老道长传授，减轻学问道士的行政事务负担，担任领导职务的道长学会抓大放小、挤时间读书，多组织学术会议，为道士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提供资助，办好道教刊物，多购置图书等等。
一些地方有重宫观修建，重经忏，重出国访问，重宫观管理，惟独轻道教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倾向。不仅一些负责道教工作的党政干部如此，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道长也如此。前些年，形势所迫，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也不可忽视。主观原因一是看得不远，二是片面追求业绩。现在考察干部要看政绩，领导干部一任只有几年，于是一些干部就专拣那些最容易表现政绩、出政绩最快的事情干，不管百年大计，也不管环境污染。官场之风也吹进了宫观。一些宫观负责人觉得，修宫观最容易出成绩，作经忏最容易创收，出国既轻松地做了工作又名利双收，于是只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该作的还是要作，只是要高瞻远瞩，统筹兼顾，克服私心。新世纪里，在全面做好道教工作的基础上，应当向道教学术和教育事业方面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