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越利
究竟谁有资格研究宗教？某些人各执一辞，互不以为然。有人说：“那些教授、研究员，毫无宗教感情，缺乏亲身体验，未经教内师传，摸不到宗教的底蕴，只触到宗教的皮毛，所谓研究宗教不过是隔靴搔痒。”有人说：“科学研究必须客观，鼓励独立见解。宗教信徒带着信仰去著述，谈不上学术研究。”事实难以证明这两种说法完全正确。学术界和宗教界均不乏第一流的学者，均有学术精品传世，按照这两种说法，这如何解释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泰山不会因此而消失。
我的看法是，在学者可言教，在教者可言学，所言教或学皆非信仰，而是宗教学。在信仰上，二界没有可比性，遵循的是互相尊重的原则。在学术上，二界各有千秋，有些长处二界无法互相替代，大家共同遵循的是学术平等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二界都有资格研究宗教，都是宗教学研究的生力军。问题是谁能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如果说二界有个别人互相贬斥是受狭隘的门户之见所蒙蔽的话，那么不少人认识不到宗教的研究价值则是误解。宗教学者中，又以道教学者承受的误解更大，他们大概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了。个别目空一切的人甚至对宗教研究者出言不逊。我国的宗教学者都可能遭受过不屑一顾的白眼，听到过嗤之以鼻的冷嘲。
国外在六七十年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比如日本著名道教学者吉冈义丰开始研究道教时，一些日本聪明学者讥笑他是傻瓜、笨蛋。那些智者以为道教只不过是些江湖骗子混饭吃的玩意儿，只有低能儿为了轻易获取一张长期饭票才去拣这些肤浅、低级的劳什子，有才华的学者研究毫无价值的道教纯属浪费时间，大概是神经出了毛病。吉冈义丰不为所动，我行我素，以丰硕的道教学成果向世人展示了道教的研究价值。
道教学者受歧视，缘于道教不为人全面了解。道教重符咒，兴术数，许多科仪和道术都残留着古代自然崇拜和巫术的影子。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太平道，受儒学和黄老之学同时宗教化的浸染，尽将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谶纬之学及阴阳五行巫觋杂语纳入自己的神学体系。东汉时期，张陵、张鲁在汉中教化百姓的时候，也从少数民族的巫术中吸收了不少原始信仰和原始法术作“营养”，建立五斗米道。有些人就懂得这么多。他们不知道，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尊崇老子，吸收道家哲学。诸子百家以及上层社会的礼乐祭祀、伦理道德，道教无不采取“拿来主义”。道教就这样不停地从大传统和小传统中撷取素材，进行加工、创造。所以有人把道教比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百科全书。
毋庸讳言，道教吸取的东西中的确有糟粕。糟粕也需要研究。不研究怎么知道是糟粕，怎么能够去除？糟粕有的也很深奥，没有相当的知识也研究不了。比如研究易占，必须懂《易》学。研究星占，非懂点儿古代天文学不可。研究勘舆者，很难想象他对古代地理学一无所知。那些智者讥笑的大概主要还不是糟粕，而是把道教仅仅视为小传统即所谓的俗文化的范围。俗文化和雅文化都应该研究。即使仅研究俗文化，也不低人一等。他们的误解不仅表现为对俗文化怀着贵族偏见，更表现为丝毫不了解道教也包含着不少大传统即所谓的雅文化的内容，显然是把道教看低了。其实低的不是道教，是那些强不知以为知并自以为高、狂妄无礼的人。
道教这条漾满东方传统文化的泱泱大河，时而汹涌澎湃，时而润物无声，绵亘流淌，历1700多年风风雨雨。它与儒教、佛教鼎足而三，互相冲撞，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自唐以后，中国文化又陆续容纳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入。今天，中国宗教形成五大宗教并存的局面，道教位居其中。道教如果仅是糟粕的堆砌，或者唯俗无雅，岂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岂能在历史和现实中占据如此高的位置，近些年来岂能成为国内外争相研究的热门！
道教界具有学术研究的传统，自古学者辈出，明星闪烁。 这一点也证明道教是一种“有文化”的宗教。
如两汉道经《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的作者是一批黄老道士，上继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神仙传》说他曾入太学，博通五经。
东晋葛洪，自幼好学。家贫无钱买书，有时竟步行数千里去借书。纸笔则用砍柴出售的办法解决。就这样苦读，博览群书，不到二十岁即以儒学知名。他在征战和为官期间，仍孜孜不倦地访求异书。他还亲自从事炼丹实验。晚年时听说交趾出丹，就要求调到那里去做官。由于好学和亲自实验，葛洪写出了《抱朴子内篇》。该书内容丰富，文笔优美，辞藻华丽，在道教史上非常重要。他不仅是卓越的道教理论家，而且成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和炼丹术家。
萧梁陶弘景也是自幼读书破万卷的人，十七岁时就因才学出众而闻名。他爱惜时间，著述不辍。他编造了道教庞大的神系，促进了道教理论的统一和系统化。他在医学、天文、历法、铸造、炼丹、兵法等方面都有建树，他造的浑天仪非常精密。另外，他还是有名的书画家。
其后，在学术上做出杰出贡献的道教学者，如唐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谭峭、陈抟，宋代张继先，白玉蟾，元代丘处机、张雨，明代张宇初、陆西星，清代张清夜、刘一明，近现代陈撄宁、易心莹、潘雨廷、王沐等等，不胜枚举。
回顾道教的历史，有辉煌的时刻，也有坎坷的历程。自宋明理学逐渐形成并占据封建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以来，道教逐渐衰落。明清两代对道教采取严厉限制的政策，道教更加衰微。有人不同意这种判断，反驳说明清时期道教信徒仍然不少，有些高级道士仍出入宫廷。这也是事实。但是看一种宗教是不是衰落，不仅要看信徒数量，更重要的要看其教理教义对时代精神适应的程度和贡献，要看信徒的素质，看整个宗教的质量。如果仅仅是烧香求福，那就和民间信仰区别不大了。明清出入宫廷的高级道士，尽管头衔极高，但对时代精神和治理国家的影响却小得可怜，无法与陶弘景、陆修静、司马承祯、丘处机等相提并论。陶弘景等是指引道教的教理教义跟上时代发展的旗帜，是教团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是一言止杀、活人数万的民众救星，是真正的帝师、帝友。明清时的高级道士，奸滑低下者不过是天子佞臣，忠厚本分者不过是朝廷的装饰品而已。顶多贡献养生治病的方术，于弘扬教义、治国理民何敢置一辞，何能置一辞！所谓道教衰落，主要是指道教的文化素质降低了，精神气质低下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四五十年代的道教已经非常衰弱了。“十年浩劫”的摧残使道教奄奄一息。尽管近二十年来，道教与其它宗教一起获得新生，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发展，但论整体素质，论社会影响，道教在五大宗教中屈居殿军，这一事实恐怕也没有人站出来否认。只要能够适应社会，排名第五倒也没有什么关系，无需计较。可怕的是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继续衰落，徒具虚壳，不仅于社会补益不大，反而可能逐渐变质，生出一些麻烦来。如果我们不是仅看表象而是究其实质的话，说道教面临生存危机，决不是危言耸听。
道教历史悠久，文化根底深厚，有条件摆脱危机。政府对五大宗教一视同仁，为道教摆脱危机提供了保证。但是，摆脱危机主要还是靠自己。摆脱危机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继承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提高道士和信徒的道德和文化素质，造就一批现代的葛洪、陶弘景、陈撄宁，突出教理教义中雅文化的比重，对之作出适应时代要求的解释，使道教恢复很“有文化”的宗教的面貌，使道教成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宗教。
道士首先应当提高自身素质。现代社会，文化越来越普及，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难想象文化不高的道士去向知识分子信徒指点迷津，为物欲困惑的道士去教导广大信徒如何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不仅如此，如果自身素质不高，道士能否把握住自己，能否管理好道观，也成问题。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王圆箓道士，他发现了敦煌遗书，应当说是为中华文化立了大功。但他没有文化，看不懂，连里面有不少道经也看不出来，转手把敦煌遗书“卖”给了外国人，受骗上当，造成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流失国外。他自以为“废纸”变成了银元，铜盆卖了个金盆的价钱，赚了。殊不知，自己手里的铜盆比金山还值钱，是无价之宝。这是一个犯低级错误的教训。在今天，犯高级错误的诱惑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因此，欲提高道士队伍的整体素质，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和加强戒律等普通方法之外，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批道士结合现实研究道教学术，在新时期提高整个道教的层次。
道教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中，有一部分属于封建文化中的精华，对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塑造，都产生过积极作用。今天，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得以吸取国外的好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市场竞争、物质财富充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副作用，表现为一些人的人生哲学出现困惑和偏差，人性逐渐丧失，埋藏于心底的兽性复苏并活跃起来。这种情况导致对社会的危害和自我毁灭。道教应当针对这种情况，对教理教义中的精华进行解释，帮助这部分信徒走出心灵误区。
道教界的研究多服务于构筑教理、教义和修养、修炼的需要，同时也包含着知识积累和认识世界的部分。所以道教界从事道教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与学术界有异也有同。同的部分完全可以互相借鉴。
道教界的学者首先应当是一个合格的道教徒，应当具有丰富的道教学识，这是毫无异议的。同时还应当具备作为一位学者的基本条件。学术界从事道教学研究的基本条件有些对他们也适用，可作参考，但不能完全照搬。
学术界从事道教学研究的人员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呢？我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具备科研性格。
经验和理论都告诉我们，并不是人人都适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适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并不一定是能力低，往往是性格不合适而已。他们可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军事家、工业家、金融家、教育家等等，因为他们的性格更适合于向那些方面发展。这就像有的人天生就搞不了政治、天生就唱不好歌一样，有的人天生就搞不了科研。
道教学研究属于科学研究中的一项，科学研究人员应当具备的性格对于道教学研究人员同样适用。W•I•B •贝弗里奇对科研工作要求的性格做了很好的论述，我将之归纳为以下几点：1、 与开拓者同样的品格，包括事业心和进取心；随时准备以自己的才智迎战并克服困难的精神状态；冒险精神；对现有知识和流行观念的不满足；以及急于试验自己判断力的迫切心情。2、对科学的热爱。3、难以满足的好奇心。4、丰富的想象力。5、百折不挠的坚韧性。6、 惯于对外界的影响起强烈的反应[1]。
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道教学的人来说，还应当加上热爱传统文化这一条，至少是感兴趣。如果对传统文化、对道教文化毫无兴趣，从事道教学研究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
第二，应当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
学术界的科研人员，一定要尊重宗教信徒的宗教感情。应当认识到，宗教信仰对于国家来说是公民个人的私事，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应当认识到，宗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如果不尊重信徒的宗教感情，如果抱着二十年前流行的轻视、敌视宗教的极“左”态度去研究宗教，不仅会违背科学研究应有的客观态度，难以得出公允的结论，而且会引起宗教信徒的反感，甚至抗议，为科研工作和社会惹出麻烦。另一方面，学术界的科研人员，也没有必要放弃科学研究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去迎合宗教，甚至把自己变成传教人员。放弃原则的研究，决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第三，应当知识渊博，至少应当掌握系统的文史哲学科的基本知识。
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事道教研究应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绝不是将这些方法作为教条。同时对于国外一切有用的科学方法都应当吸取，但绝不能囫囵吞枣、机械主义地生搬硬套。
道教是宗教。研究道教学首先应当知道什么是宗教，宗教是怎样产生的，宗教包括哪些内容，宗教具有什么功能，宗教与文化是什么关系，世界上有哪些主要宗教，中国有哪些主要宗教，国家的宗教政策是什么，国内外有关宗教学的主要观点有哪些，等等。也就是说，应当掌握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知识，树立正确的宗教观。
一位颇严肃的人郑重地向别人介绍说：“那位先生是研究生毕业，学宗教专业的，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太狭窄，只懂一种宗教，不如大学生，大学生要学专业课、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等好多门功课哪！”此话真让洗耳恭听者一时间困惑不解，待醒过味儿来就忍不住喷饭。无知者权重位高，说出话来往往愈显滑稽。学者遇到这些人，有什么好谈的呢！谁也没有兴趣对牛弹琴。
对宗教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宗教真正是包罗万象。我们常说，宗教是对外部世界的虚幻的反映。“虚幻”的问题暂时不谈，这里要强调的是宗教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全面的反映，从宇宙到人生，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会到个人，无不反映。此其一。宗教宣扬出世，但它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宗教吸收人类各方面的文化成果为自己服务。此其二。因此，以宗教为研究对象的宗教学实际上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几乎是人类的全部文化。因此，宗教学的每一个分支学科几乎都是与世俗交叉的学科，都可以作为边缘学科对待。所以说，宗教学的研究，需要十分广博的知识，需要的程度比世俗学科的研究有过之而无不及。众所周知，金字塔可以垒砌得很高，直插云霄，而戳在地面上的一根竹竿却高不到那里去，再高就要倒了。各学科研究工作的共性是，都需要广博的知识作基础。宗教学研究也具有这种共性，而且更为突出。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道教学也是包罗万象的。许多接触过道教或道教学的外国学者，对道教内涵的丰富多彩皆惊喜万状，欢呼自己闯入了一座大型的神奇的博物馆，翻开了一部天大的百科全书。因而，研究道教学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应当拥有深厚而广博的文史哲基础知识。
宗教是信仰，不是哲学。但是宗教在阐述神学的时候，大量涉及哲学问题，比如世界是从哪里来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外部有无主宰，人从哪里来，人是什么，人与世界是什么关系，人能不能认识全部世界，人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和肉体是什么关系，人死后到哪里去，事物遵循着何种规律在运动着，思维的规律是什么等等。整个宗教不是哲学，但宗教往往有自己的哲学，即宗教哲学。研究这些问题，没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和基本的哲学知识是不行的。
道教也对宇宙和人生做出了解释。其吸收先秦道家、黄老之学、元气论、阴阳五行学说、天地人三才思想等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六朝时期，道教参与了玄学讨论，建立了自己的重玄学。道教还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宋明理学。道教学者应当熟悉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内容。
自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儒释道三教就开始了相互间的斗争与融合。这种斗争与融合贯穿整个封建时期，构成中国宗教史的一个特点。其结果是，三教相互之间，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道教主要吸收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的业报轮回、诸法无我等思想。因此，研究道教学者，必须懂得一些儒家思想和佛教，否则，难以深入。
道教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两者具有一种共生、互生的关系。严格地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各个方面多元共生的关系，道教是其中一个方面。只有把道教置于多元共生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中去把握，才能准确地找到道教的坐标，认识道教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动力。因此，道教学研究者应当熟悉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的主要事件、人物和文化科技成就等应当了然于胸。
文当然包括文学。道教利用文学形式宣传教义，不能算文学作品，但不懂其利用的文学形式也就不容易读懂其教义，难以对其进行研究，这是不言而喻的。此外，道教内部和外部都创作了一些从内容到形式都够标准的文学作品，被统称为道教文学。只有具备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和熟悉古典文学作品，才可能问鼎道教文学。
不是所有的人都对研究道教文学感兴趣。文，对于道教学研究者来说，更主要的是阅读古汉语的能力。读不懂用古汉语书写的道经，研究道教典籍和历史就是一句空话。对所有立志深入研究道教学的人，都必须过古汉语这一关。除非你是一个只想粗浅地研究一下当代道教就罢手的人。
除了文史哲知识外，如果选择内丹术、外丹术、道教养生术、道教音乐、道教美术、道教建筑、道教雕塑等课题进行专门研究，那么，应当事先掌握有关医药卫生、音乐、美术、古建筑、雕塑、考古等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
第四，应当系统地掌握道教学专业知识。
八十年代以前，有关道教学的著作屈指可数，道教学的大部分分支学科一片空白。近年来，新的道教学著作相继问世，数量众多，涵盖面比较广，兴旺局面今非昔比。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也是有志于道教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们的福气。
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首先应当至少精读一部道教史，比如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洼德忠著《道教史》（肖坤华译）、卿希泰和唐大潮合著《道教史》等。另外，三十年代许地山著《道教史》（只有上编）、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刘鉴泉《道教征略》可参阅。几部断代史或教派史也应当精读，如陈教友著《长春道教源流》、陈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孙克宽著《宋元道教之发展》和《元代道教之发展》、汤一介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郭树森主编《天师道》、王士伟著《楼观道源流考》、王光德和杨立志合著《武当道教史略》、詹石窗著《南宋金元的道教》等。
其次应当精读或翻阅有关《道藏》的几部著作，以指导自己进一步阅读道经原著。如吉冈义丰著《道教经典史论》、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等。若有时间，拙著《道经总论》、《道教要籍概论》、《道藏分类解题》也可顺便翻一翻。
有关道教基本知识的著作可阅读曾召南和石衍丰合著《道教基础知识》、李养正著《道教概说》、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拙著《道教答问》、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拙译）、李养正主编《道教知识手册》、刘国梁著《道教精华》等。
其它分支学科的重要著作都应当阅读。
第五，应当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达到能够阅读道教学论著的水平。
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几乎尽人皆知，无需赘言。英语是使用范围较广的外语。英国和美国的汉学研究历史悠久，一些学者对道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对道教评价极高。美籍华裔学者杨联升对寇谦之北天师道的研究也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加拿大的道教研究从本世纪七十年代起步，主要学者欧大年、冉云华、秦家懿、包士廉等皆为华裔。
对于道教学研究来说，日语和法语也很重要。日本研究道教学的历史有一百年左右了，参加研究的人数众多，成果显著。小柳司气太、福井康顺、酒井忠夫、洼德忠、大渊忍尔、吉冈义丰、福永光司等都是老一辈在道教学方面贡献突出的大家。他们之后的中青年学者的阵容也很庞大，用力很勤。日本学者对道教资料做了大量整理考证工作。
法国研究道教学的历史在欧洲是最早的。19世纪初，法国成为欧洲汉学中心。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康德谟、石泰安、苏远鸣、施博尔、赛德尔等四代汉学家像接力赛一样，把道教研究一直在法国延续下来，并且成绩卓著，声名远播。第五代学者也成长得很快。
专门研究道教的学者可以考虑按照英语、日语、法语的顺序学习外语。此外，德国、荷兰、俄国、韩国和北欧瑞典、丹麦、冰岛三国研究道教也有相当的历史和规模，出现了不少杰出的学者，他们的成果也很有参考价值。澳大利亚的道教研究受到国际上的尊重，主要是著名华裔学者柳存仁的研究成果宏富精深。他的论著主要用英语和汉语写成。
第六，应当掌握文史哲学科的研究方法。
文史哲学科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区分为田野考古与考察、古籍整理、收集资料（包括文献翻译和采录活史料）、论证、提出假说以及构筑新的理论体系等。采用何种方法是由研究课题的需要决定的。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应当首先学会使用有关工具书。工具书越来越多，为科研人员节省了大量时间。其次，每一种方法都是一种学问，应当认真掌握。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方法就是需要磨得十分锋利的“器”。
道教学古代部分的研究，颇依赖大量的古代道经和其它古代文献。古代道经散佚很多，现存道经有许多错衍阙乱之处，许多道经年代作者不明。前辈的当代学者在整理道经方面颇有成就，但尚未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所以，道教学研究者应当掌握一些有关古籍考证、校勘、辑佚、训诂、注释等方面的知识。
论证时应当掌握好资料与观点的辩证关系。几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两种主张的论战。前者要求先确立观点，然后去寻找符合需要的数据加以论证。这种主张属于先验论的做法，与胡适所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不是一回事。后一种主张比较实事求是，但完全被数据牵着鼻子走，也不一定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发现真理。我认为采取“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比较恰当。
第七，应当具备较高的论著写作能力。
道教学的科研成果大多要用论著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文字论述的能力必不可少。论著除了要求论点鲜明、数据翔实之外，还需要层次清晰、论证严密。所谓清晰和严密，就是说无论分析、归纳、比较，还是推理，都应当符合逻辑。所以，学习一些逻辑知识是有好处的。
论著还有一个文字是否优美的问题。流畅生动的语句，华丽典雅的辞藻，可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产生快感，精辟的学术观点因而如虎添翼，广为流传。
但是，论著内容的科学价值和论证的严密性是第一位的，是必须保证的，文字的优美是第二位的，是应当争取做到的，两者的关系应当摆正。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是指人内在的仁义道德。文，是指人外在的礼乐言行。孔子说只有做到内心和言行都美的人才称得上君子。他认为内在美超过外在美则显得质朴，缺乏吸引力。外在美超过内在美则显得虚浮，令人生厌。孔子赞美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为人们指出了努力目标。好的论著也应当达到这一标准，做到既论点鲜明、数据翔实、有科学价值和论证严密，又文字优美，即做到文质彬彬。如果一时做不到两全，那么，宁可质胜文，切莫文胜质，宁野勿史，当然至少要做到文通字顺。
第八，应当拥有足够的数据、资金和组织支持。
以上都是主观条件，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目前《道藏》、许多藏外道书、工具书和有关文献，已不难找到。进行书斋式的或学院式的道教学研究，比较容易展开。如果进行道教学的田野考古和考察，没有一定的经费和组织支持，将是比较困难的。而这方面的工作，恰恰是我国道教学的薄弱环节。
注：
[1]W•I•B•贝弗里奇着、陈捷译《科学研究的艺术》，143- 146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2月第1版。
（罗传芳主编《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沈阳出版社，2001年7月 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