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志华
道教与儒、释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道教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人的眼中，道士们只会装神弄鬼、画符念咒，因而道教不过是一种近乎巫术的低级宗教。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深入道教文化的殿堂，我们就会发现，道教包含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除了在世俗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粗浅的东西之外，还有其精致深刻的思想，有足以震撼人们心灵的真精神。正是这种真精神使道教能够克服种种危难，几经曲折，衰而复兴，绵延到今天。那么，道教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笔者拟在此略抒管见求教于方家。
一、贵生精神
一般说来，宗教总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死后的彼岸世界，为人死后灵魂如何得救、超升设计种种方案；因而，它们对人们现实生活的质量、现实生命的长短极少予以关注。道教则比较特殊，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情怀，它不去考虑虚幻的灵魂归宿问题，而是遵循人们乐生畏死的本性，积极探讨如何才能阻止死亡之神的降临。中国先秦典籍《周易·系辞下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道教继承了这一思想。传为道教创立者张陵所作的《老子想尔注》便把“生”与道、天、地并列为“域中四大”之一，认为“生”是“道之别体”[1]，是“道”的重要表现形式。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开篇就肯定“禀气含灵，唯人为贵”，而“人所贵者，盖贵于生”[2]。《三天内解经》更以“死王乃不如生鼠”[3]的对比来强调生命的可贵。因此，《太平经》提出，“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一也”[4]。
道教认为，人的生命之所以可贵，首先在于它是宇宙的杰作；其次在于它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5]，“今一死，乃终古穷天毕地，不得复见自名为人也”[6]。因此，道教把拯救人类脱离死亡的厄运、让生命升入永恒存在的境界作为最高目标。为此，道教反对把生命作为世情俗欲的牺牲品，反对以生命易名利，反对盲目地以生命服从那些人为的政治逻辑。
除了人类生命以外，道教还十分重视宇宙间其他生命形式，要求人们爱及昆虫草木鸟兽，不要无故伤害任何生命。因为，在道教看来，宇宙万物都是“道生之，德畜之”的，各有其存在的权利和价值。道教许多戒律对保护生物作了详细的规定。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即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不得烧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树木，不得妄摘草花，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蛰藏虫物，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不得笼罩鸟兽，等等[7]。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问题。许多有识之士指出，单纯技术手段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环境破坏问题的，必须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上来一个转变。而道教中有着深邃的生态智慧，值得我们去认真挖掘。
二、自主精神
道教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于天!”人的生命长短，并非上天所命定，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二说：“生死在我。”道教坚信，人可以“夺天地之造化”，通过积极的修炼，使生命由弱变强，由夭转寿，直至长生不死。它反对人在死亡面前无所作为、消极听命的态度。它承认“有生必有死”，但认为这只是顺应自然过程的结果；而通过人的主观努力，生命演化的自然过程是可逆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道教中有名的“顺则生人，逆则成仙”思想。为了实现长生不死的梦想，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道教炼养家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反复实验，抗命逆修，从外丹到内丹，不断地探索。当然，谁也没有见过不死而成仙的人。但是，结果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探索本身的荒谬。这种探索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们不甘心听任命运摆布的强烈愿望。它促使人们努力去探求生命老化的秘密，而不是单纯地重复“有生必有死”的经验事实。而且，正是由于道士们反抗死亡厄运的努力，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养生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海内外学者公认，道教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三、崇德精神
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理想，道教一方面发展出各种方术，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义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8]。推崇道德，注重伦理教化，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太平经》说：“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也。”[9] 《老子想尔注》说，欲求长生者，“百行当修，万善当著”[10]。《抱朴子》中更具体规定：“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11]总之，“长生之本，惟善为基“[12]。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承负”说，谓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应在自身，而且流及后世。子孙身受其祖先所造善恶的报应，谓之承负。然祖先虽有余殃及于后代，后代若能行善立大功，则可不受承负。南北朝以后，道教受佛教影响，主要宣扬三世因果报应。道教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则基本上与儒家伦理相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其神圣性建立在神仙之上，对信教者及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具有更大的威慑性。从《太平经》起，各种道经就宣称天地有司过之神，对众生的行为进行监察登记。又说人身中有“三尸”神，每至庚申日，辄上天汇报人的善恶功过于有司。还有常住每家每户的灶君，至月晦之夕上天告人善恶。总之，人的一言一行，都难逃过神灵的明察公断，甚至“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13]。神明据人善恶而行报应赏罚，小过减其寿数，大过降殃乃至夺命，大善功德则增其福禄寿数。这种极具威摄力、引诱力的伦理教化，宋代以来以通俗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形式推广，普及于民间，影响极为深广。这种神道设教从今天科学无神论的立场来看当然至为荒唐浅陋，但在多数人都信神的封建社会，对维系社会秩序无疑有着巨大的作用。
道教用神道说教所宣扬的伦理思想，除了忠孝之外，还有俭朴、谦下、忍辱、宽容、廉、谨等内容，并有一些反映劳动人民思想的伦理观念，如力作而食、周穷救急、矜孤恤寡、敬老怀幼、先人后己、与物无私等，不无积极义。
四、济世精神
道教产生于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东汉末年，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救世特征。反映初期道教思想的《太平经》即自称为“致太平之书”。宫崇、襄楷曾先后把它献给顺帝、桓帝，但被当朝权贵斥为“妖妄不经”而置之不理。后来，“颇有其书”的张角创立太平道，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同样拥有《太平经》的张陵在巴蜀创立五斗米道，建立了二十四个教区。至其孙张鲁，更割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史称其政策宽惠，“民、夷便乐之”[14]。
魏晋以后，神仙道教取得主导地位，遂偏重于个人的得道成仙。但是，道教始终没有将“仙道”与“人道”对立起来，而是坚持“内外双修”的原则：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济世救人。葛洪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15]。这一观念以后被反复强调。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说：“若救治天下百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并警告修行者：“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净明派规定：“凡得净明法者，务在济物。”[16]。金元形成的全真道，其宗教实践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两方面。“真功”指心性、内丹修炼，“真行”即行道济世。可见，统一入世与出世，以积善为仙道的根基，是道教一贯的主张。
道教济世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历史紧急关头，道教领袖往往能够挺身而出，为人民大众实在地解厄救苦，减少灾难的损害。最著名的是丘处机之西游劝成吉思汗戒杀、免北方赋税的事迹。此外，太一道四祖萧辅道、茅山宗道士杜道坚在南宋、金、元战乱之际，也利用自己的声望作了许多制止胜利者不要滥杀无辜的工作。
道教济世精神的另一个表现是行医施药救治病苦。医术与养生有很密切的关系，故自来为道教所重。晋代道士葛洪、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唐道士孙思邀等都是有名的医药学家，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普通道士一般也兼通医术，在缺医少药的古代农村，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医疗队伍。
五、包容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和道教最具有学术上的开放性和包容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在儒墨、儒法的互相排斥攻讦中，道家中的黄老学派就已经起来包容兼收各家学说之长，如《管子》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等篇即是如此。此外，《黄帝四经》也是先秦黄老之学的重要代表作。
黄老之学在汉初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曾经盛极一时。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在朝廷失势，流入民间，逐渐与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之学结合而形成黄老道，最后由黄老道演变成我国最早的两大道教组织——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因此，黄老道家思想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黄老之学的思想包容性这一重要特点，亦为道教所继承，并得以发扬光大。东晋时期的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的思想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葛洪自少好学，博览群书,“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他一面宣扬神仙道教，一面又崇尚儒家教化，同时又主张百家之言不可废弃。
道教不仅勇于吸取本上传统文化的营养成分，而且对外来佛教文化也抱着开放融通的态度，学习和借鉴舶来品的精华。比如《太上洞渊神咒经》吸收了般若本无论思想，《度人经》袭取三界及随劫轮回思想，《真浩》仿照《佛说四十二章经》，《本际经》讲诸法空寂无常、一切果报皆由业缘，《洞玄灵宝定观经》改造止观和定慧说，道教老学重玄派对佛教中道观的运用，如此等等，都说明道教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比保守的儒家开放。正是这种主动引进异质文化的精神，使道教在理论上不断进步。
当然，道教中也有对其他文化持排斥态度的，特别是对佛教时有攻击。但这往往是在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它也绝不是道教的主流。道教的主流，是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异流，三教应当融汇合一，三家人成为一家人。
道教的这种包容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在偌大世界已变成“地球村”的时代，全球性的文化交流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迅速展开。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开放的胸怀去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以推动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创造条件。
道教是一个处于动态中的文化巨系统，要找出其“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笔者仅从积极方面阐述了道教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五种基本精神，至于道教中的消极落后的东西前贤已有较多批判，此不赘述。
注释：
[1][10]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27页。
[2] 《养性延命录·序》，《云笈七签》卷三十二。
[3] 《道藏要籍选刊》第8册，第388页。
[4][5][6][9] 王明《太平经合校》第80、298、340、602页。
[7] 《云笈七签》卷三十九。
[8][11][15]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对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页。
[12] 《墉城集仙录》卷1。
[13] 《太上感应篇》。
[14]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16] 《太上灵宝净明入道品》。
（《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