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光春
全真道研究目前正方兴未艾，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但是对于全真道的传承关系，似乎还没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杭州师范学院王志忠先生的博士论文《明清全真教论稿》用较大篇幅叙述了龙门派各支派的传承概貌，还涉及到南无派和华山派的一些情况，可以看作是目前在研究全真道传承方面比较集中的著作。[1]但这类著述我们看到的还很少，而且王先生这本著作的主题还不是全真道的传承关系，因此对相关史料的考证也没有展开。为了进一步深入全真道研究，仅就此发表一点看法和建议。
一
所谓宗教传承关系，是指某个宗教或某一教派的创始人或主要成员的传授谱系。对于全真道来说，由于它的创始人王重阳亲传弟子不多，深入发掘的空间不大，所以需要深入考证梳理的是七子的传授谱系。
有关全真七子的传授系统，通常以所谓龙门、华山等七派为主线，来源于北京白云观所藏《诸真宗派总簿》。但这个主线存在许多疑点，例如龙门派。
清代道书《金盖心灯》[2]认为，龙门派以丘处机为祖师，因其曾在陕西陇县龙门山修道得名，其开创者为丘的弟子赵道坚，其后衍生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的20字传续谱系，但从该书和《白云仙表》 [3]记录的历代著名人物来看，这个谱系实际上是龙门律宗的谱系。而丘处机身后，弟子法裔众多，并非都是律宗传续。例如，龙门派祖庭龙门洞道院，就有“龙门十三房”之口碑，其中二房何云发和三房陶云芳常住陇州龙门洞和景福山，五房王瑶山常住武当太子坡[4]，但这个说法的时空关系都不清晰，似乎是清代以后的龙门派分布状况，因为陇州景福山是清初才开创的道场。而陈教友更是在《长春道教源流》中提出龙门派兴起于华山、得名于黄河龙门（秦晋交界之黄河禹门口）的观点。其大意为：丘处机有弟子名靳贞常（道元），隐修于华山王刁洞，传道法于姜善信。姜善信后赴黄河龙门复兴大禹庙，元世祖敕封建极观，自后形成龙门派，又称王刁派。清初华山道士王清正兴复北京白云观，“曾言华阳道派有二，一太华，一王刁也。太华宗陈希夷，王刁宗丘长春。”[5]《明清全真教论稿》也对赵道坚创立龙门派提出质疑，并且列举了所谓赵道坚开创的龙门派正宗以外的几个小的派别。
又例如华山派，教内相传是郝大通创立于华山。我在撰写《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时，曾经进行过一些考证，发现此说很难成立。一是从现有史料来看，郝大通本人和他的亲传弟子都没有在华山居留的经历，也没有发现其再传弟子居留华山的信息。二是华山道教至今仍以元代道士贺志真为华山派开山祖师，但碑石文献明确记载贺志真是丘处机的法孙[6]，并没有发现他师承郝大通的记载。新近出版的《华山洞天福地》无法调和史料记载和口碑传承的矛盾，只好说：“贺志真曾是丘处机的再传弟子，全真观现存有元代碑石题刻明示，但实际上他传承的道统主要是宗郝大通的，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有学术和文物可以证明。道教传统上公认，奉他为郝大通华山派的第一代宗师。”[7]《华山道教》一书同样在肯定郝大通未曾居留华山和贺志真以丘处机门人为师的前提下，仍然坚持认为贺志真门下的派系是“宗郝大通的，后世称为华山派。”[8]其理由是，郝大通好周易，而全真七子中只有他一人有此学术特点。但我们知道，华山原有老华山派，以陈抟为创始人，而陈抟正是道教界的易学大师，华山道教保留这一传统是很自然的事。坚持认为贺志真为华山派的开山祖师，其主要依据大概是华山道教的实际谱系。这个谱系的第一句是“至一无上道”，似乎也与贺志真的名字不合，贺的字派为“志”而非“至”。从朝元洞碑知道，贺志真的门徒和法孙、重孙也没有统一的字派，甚至没有一个人以“一、无、上”为字派，其字派多为“志、道、德”，而且辈分错杂。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否认道教自身的历史传承，只能从学术角度提出疑问，以利于澄清历史真相。
二
前人，主要是全真道学者对本教的传承关系进行过梳理，以便教务交流。除了收入《道藏》的《金莲正宗记》、《甘水仙源录》等早期全真道主要文献外，清代新出的有前述《金盖心灯》和《长春道教源流》两部道书，还有《白云仙表》和《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都收录在《藏外道书》第31册中。清代的这四部道书都以龙门派为主要记述对象，很少涉及其他六派。白云观现存的《诸真宗派总簿》记录有流传于清代的各教派谱系，其中全真七派都有明确记载。李养正先生编著的《新编白云观志》收录有全文，很便利学者检索。
毫无疑问，这些道书是研究全真道传承关系的重要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和其他相关文献（人物传记、宫观山志等）的梳理考证，可以弄清楚全真道传承的许多学术问题。据我粗略浏览发现，综括《道藏》、《道藏辑要》和《藏外道书》，涉及全真道传承关系的史料，全真道早期和清代以后的线条比较清楚，而元代末期至明代的线条比较模糊，我认为需要下大气力考究的应该是这一时期。尤其是现在全真道实际传承的七派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缺乏能够自圆其说的结论，我们应当争取解开这个谜。
三
进行全真道传承关系研究，应当把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结合起来。田野考察搜索的主要目标是碑石资料和可能残存的手写道教文书和道观的珍藏图书。例如近期在陕西陇县龙门洞发现的《八十一化图说》就是一本珍贵的道教文献，也是元代全真道士所为。
从我个人的经验看，碑石资料是记录教派传承最权威的资料，因为碑石所记录的事实一般是当时人的直接观察所得，很少误传的弊端。陈垣、陈智超先生编辑《道家金石略》无疑是对道教研究的巨大贡献，书中收录的大量金元碑石录文，直接反映了全真道的传承。例如《太华山创立朝元洞之碑》，碑文除记述贺志真生平及朝元洞创建经过外，还在碑阴刻写了《仙源之图》。此图不仅罗列了贺志真上承吕通明、綦志远，下传张道古等弟子31人、赵志明等法孙68人，还逐一登录了其徒子徒孙居住的宫观名称，分布在陕西关中和今甘肃平凉和宁夏一带。
《道家金石略》的原始资料来自古代文献和碑石拓片，存在明显的缺陷，就是著录或制作拓片者，一般容易忽视正文以外的人名，特别是碑阴的题名更容易忽视，像朝元洞碑那样完整录文的情况很少。我在山西河津市博物馆见到一本小册子，记录当地的文物概貌，录有几篇碑文。其中一篇为明万历年间所立《重修大禹庙碑》。碑文录至刊立年月为止，后面还有住持道人及其徒子徒孙13人姓名，一概省略，所幸原石亦在该馆，可备校对。这是一篇《道家金石略》没有收录的碑文。还有一篇《道家金石略》中收录的碑文，在山西芮城县博物馆，题目是《创建玄逸观碑》，刊于元泰定三年，也是记录全真道士修建道观的内容。碑阴还刻有众多道士姓名和职称，对研究全真道传承很有价值，可惜《道家金石略》只有正文没有碑阴文字，大约是陈先生手头只有碑石正面拓片。这种情况可能带有普遍性。因此，对已经见诸著录的碑文，只要碑石还在，就应当设法重新校对原石。山西河津市博物馆收藏的《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本来记述的是全真道士姜善信的生平，而碑文中提到的人物知名度不高，所以陈先生弄不清属于哪一教派，就把它归入“归属不明者类”。通过多方考证，对前人著录进行辨析，同样有利于发现新的史料。
历代碑录和地方志书收录有许多道教碑石，但还有大量碑石没有著录。北京大学的王宗昱先生最近出版的《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是全真道研究的重要成果，对《道家金石略》是重要的补充。我在近二十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在陕西、山西、甘肃等地也发现了一批相当重要的碑石，其中也有涉及全真道的。例如陕西富平县的《重修全真观记》记录了丘处机法孙吕通明带领弟子常志远、徐志清、贺志真等修建富平县姜村长春观的经过；还有陕西耀县药王山前几年发现一方刻有一行数字和几行文字的奇异碑石，研读其主要内容为全真道士撰写的内丹诗词；陕西宝鸡市磻溪长春成道宫的《道德经》经幢，录有今陕甘两省诸多全真道士的姓名和道职；甘肃天水玉泉观《创建玉泉观记》记述了丘处机弟子张志谨的法孙梁志通创建玉泉观的经过，比《道家金石略》所收《重建玉泉观记》碑早54年。山西河津市博物馆收藏的《大禹庙住持姜善信碑》叙述姜善信生平，其刻立时间比《道家金石略》所录《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早4年。这些碑石记录的都是金元时期的全真道史料。还有一些线索，目前还来不及查对是否有著录。这类情况可能各地都会有。只要我们用心去找，就会不断有新发现。
我们还要看到，进行这项工作，绝非一人之力可以担当。历史上全真道士的流动性很强，他们的生平事迹也必然流布在不同的地域。只有联合各省的力量，建立起一个信息沟通的网络，在各自进行调查检索的基础上，及时通报信息，方能用较短的时间获得较丰厚的成果。
以上只是一点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注释：
[1] 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巴蜀书社2000年版。
[2] 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见《藏外道书》第31册。
[3] 清道光戊申年刻本，见《藏外道书》第31册。
[4] 张文、陈法永主编：《丘处机与龙门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01页。
[5] 《长春道教源流》，见《藏外道书》第31册。
[6] 见《太华山创建朝元洞之碑》，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页；《重修全真观记》，未著录，石在陕西富平县文管所。
[7] 陈宇明撰文，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8页。
[8] 张玉枫主编：《华山道教》，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