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必须把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我们不仅要依靠主流意识形态的激励和鼓舞，更要看到民间信仰这一非主流文化在当前农村的巨大影响，充分发挥民间信仰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之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民间信仰　 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一项宏伟的、长期的工程。实现这一历史重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着力解决好亿万农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把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要占领主流文化阵地，培养广大农村居民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而且要关注农村民间信仰这些非主流文化[1]。对于根植于无数中国人的传统家庭和社会生活之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民间信仰，有必要将其纳入正统意识形态系统之内，使之更好地发挥社会凝聚功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贡献。

　　 一、民间信仰信众主体集中在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中，它的主要阵地在农村，因而对农村建设的影响也尤为突出

　　民间信仰意指那些在民间广泛存在的、属于非官方的、非组织的、具有自发性的一种情感寄托、崇拜以及伴随精神信仰而发生的行为和行动。即“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2]和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支长期的、强制性的官方宗教不同，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学知识的匮乏，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征服是有限的。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进程中，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无知神秘力量的崇拜、对祖先、伟人创业与蔽护的感恩以及对平安、幸福、健康、消灾难的祈求，促进了人们心中的无比景仰，从而形成了人们的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祖先、伟人等）、自然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火等）、以及图腾崇拜等等。“中国民间信仰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民众在绝望时的精神慰籍和寄托。”[3]因而中国民间信仰从诞生的一开始就植根于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中，在后来的发展中其主要阵地亦在农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间信仰几乎等同于“农民”信仰。善男信女在广大农村的分布如汪洋大海，大量的庙宇普建于民间，信神、求神、烧香拜佛活动和集体的、公开的、制度化的信仰活动融于民俗活动中，影响和支配着广大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民间信仰的发展也出现过曲折，有的时候甚至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在“文革”期间民间信仰被视同为“封建迷信”，被列为革命对象予以消灭）但它在广大农村最有信众、最有市场、最有影响的态势却得到不断的加强。特别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间信仰环境的宽松，在广大农村民间信仰成为非常活跃的现象，呈现出越来越繁荣的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表现在：第一、大肆兴建寺庙；第二、祖先崇拜。修建家族宗祠、修家谱、祭祖活动盛行；第三、求神问卦、看相、算命、测字、风水活动处处可见，命相风水之类书籍泛滥；第四、寻求平安发财、宣传因果报应等等日趋炽盛。据福建、河北对民间信仰问题的调查，在福建，“民间信仰复杂，历史悠久，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有关资料表明，全省形成规模（建筑面积在数十平方米以上）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约有2万多座，建筑面积在这之下的庙宇有十几万座，信徒估计占农村居民的80%—90%，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一个准确的数字。”[4]在河北，“民间信仰大体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农村迅速复苏，逐步蔓延开来，并伴有伪科学、伪气功等现代迷信的滋生。……2000年春节前后，特别是1—6月份，以大型庙会为形式的民间信仰活动较为活跃。”[5]“民间信仰早已融入广大普通民众的下意识当中。尤其在农村，在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信仰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6]可见，中国民间信仰在农村是根深蒂固的，在农村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普遍的认可。民间信仰在农村如此深厚的基础和如此广阔的市场，不能不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激励和鼓舞，还必须充分发挥民间信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信仰的力量在于它决定、支配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活动，并由此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恩格斯曾经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识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7]因而，“信仰是政治思想的信念基础，又是政治活动的精神力量的源泉。它为参与政治活动的社会成员确定方向，提供信心，鼓舞他们把信仰的政治思想付诸实践。”[8]沿着信仰指示的道路，人类的精神力量得到了集中的发挥与发展，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历史。“人类历史上各时代的文明成就，可以视为是以不同的信仰为核心，由信奉者们贡献的劳动、指挥和热情积聚而成的。”[9]长期以来在中国民间形成的对同一神明的顶礼膜拜、对同一文化的认同和对同一伟人和同一伟业的认可，使得在民间信仰广大信众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它支配着农民的精神生活，在道德教化、形成共同价值观念、凝聚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如此，民间信仰甚至还成为处理地方事务机构之外，历代统治者为加强和稳固统治，实现国家权力“话语”地方化的重要工具，对于地方社会而言民间信仰还具有超强的社会整和功能。[10]因而，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纽带，是任何武力、行政力量不能相比的。”[11]

    古今中外的事实也说明，民间信仰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与我们比邻的韩国“新村运动”。在韩国，20世纪70年代开展的“新村运动”，实质上是农民自发的“致富运动”。在“新村运动”中始终如一地鼓舞着农民的一句口号就是：干！就能行！这成为当时所有农民的共同信念。韩国学者在私下也反复强调，新村运动与以往其他任何类似的思想、启蒙、建设运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启发、唤醒和发挥农民自身的智慧、合作精神、自主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历史经验教训也一再表明，在共同信仰的激发下，农民所爆发的创造热情是巨大的。建国初期，面对着百废待兴的局面，满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翻身的农民迸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在建国初期的短短3年时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开挖土方17亿立方米，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根治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到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到603.6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3700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3280万担。[12]诚然，农业成就的辉煌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但这一成绩的取得也与翻身解放当主人的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新生事物的信仰，对开创美好新生活的憧憬是分不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激发了“文革”以来长期被压抑的创造力，农村成为我国改革的巨大突破口。人民群众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还创造性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诸如苏南乡镇企业就是农民群众的新创举。邓小平都对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热情支持和高度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13]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是广大农民对邓小平和他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仰，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共同富裕，走多种经营的路子”政策的认同，对幸福理想生活的追求激发下实现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只是理想的“空中楼阁”，而是需要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才能完成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力量农民来说，这种创业实践的起点首先应建立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业的认同上，建立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定信仰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方面来。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正确对待民间信仰问题，全面吸收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总书记在论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把新农村的内涵界定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她包括了农村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吸收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一切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乡风文明的实践目标，亦是经营乡村之关注重点。从本质而言，民间信仰属于文化精神方面，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其根基已经深深地植于民众意识当中，至今在农村仍然生生不息，不可能因为一时的行政命令与行政手段而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民间信仰，将其纳入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系统之内，作好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民间信仰在乡村文明的建设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诸如民间信仰所宣扬的某些道德价值观念有一定的社会伦理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仍能起到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如祖先崇拜在祭祖中我们缅怀祖先的养育之恩，以增强家庭团结，强化家庭成员尊老爱幼的家庭美德；如在土地崇拜、自然崇拜中也不乏珍惜土地、爱护环境、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等生态伦理思想；如在民间信仰中的许多地方神一般都是当地传说中的那些见义勇为、匡扶正义、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世人楷模转化而成。此外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一定的美学和艺术价值。对于这些优秀的文化精神方面我们要予以继承并发扬广大，使之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内涵，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在广大农村民间信仰中还存在带有封建迷信、愚昧庸俗的落后文化，甚至还有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腐朽思想和行为。

    第一，从思想内涵的层面看，民间信仰的核心宣扬的是“有神论”、“因果报应”、“阴阳轮回”等等。这些观念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对人们的思想具有毒害；第二，从现实实践中看，目前在农村中还广泛存在请财神、设祠堂、修庙宇、塑菩萨、烧香纸、占卜算命、捉鬼拿妖，求神拜佛等。农民在这些方面不仅花费了大量钱财，甚至还出现了贻误任命的家庭悲剧。据统计近十余年来，在苏北某县农村，用于祭祀消费的资金占该县农民年收入的46%，而用于农业再投入的资金不到17%；在陕西某地农村则盛行一种“阴婚”（即为死人提亲与举办婚礼）现象，每年办理的“阴婚”达17至20件，耗资6至9万元。由于民间信仰传统形式的要求，每年全国香火制造业的总产值高达200亿元人民币。[14]不仅如此，由于农民本身文化水平不高，辨别能力不强，许多农民不仅参与迷信活动，甚至受人蛊惑、蒙蔽，参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大肆从事非法活动，危害社会，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对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和危害。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当今农村的精神污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障碍，必须予以彻底摒弃。只有这样，才能净化农村的精神空气，才能建设一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乡风文明”的新农村

　　总之，民间信仰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重视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一定要围绕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教育，积极引导民间信仰走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康庄大道上来，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注释：

　　[1]对于“民间信仰”的地位，国内已有学者将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界定为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参见张鸿石《论传统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载《学术交流》，2003年第3期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3]《当代中国社会的传统民间信仰》，载《沧桑》，2005年1月

　　[4]谢金森等，《民间信仰误区的解读与矫正——新时期农民信仰问题的调查》，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卷

　　[5]河北民间信仰问题调查课题组,《社会转型期河北民间信仰的发展态势及对策研究》，在《理论视野》，2001年第3期

　　[6]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32页

　　[8]陈建坤著，《信仰：我们的精神家园》，济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9]陈建坤著，《信仰：我们的精神家园》，济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0]宋德剑，《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整和：闽粤赣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视野》，载《江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底3期

　　[11]《当代中国社会的传统民间信仰》，载《沧桑》，2005年1月

　　[12]数据来源参见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简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0-166页

　　[13]《学习时报》，2006年3月27日，第12版

　　[14]资料来源参见高师宁，《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来源:《中国民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