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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古北岳恒山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因考证古北岳恒山的确切位置,在历史地理学界留下了很得意的一笔,按说,说起这个话题,我该自豪,但如今,我却感到沉重,因为古北岳至今仍没得到重视,古北岳的文化资产仍被弃之如破履,岂不悲哉!

 

一、      从曲阳北岳庙引发的思考

 

1981年,我“大三”就开始关注历史地理。一次到曲阳县北岳庙,看到一系列碑刻,发现原来北岳庙是古代帝王祭祀北岳恒山的庙宇,应该与岱庙、南岳庙具有同等地位,而曲阳人却称“窦王殿”,传说是窦建德的皇宫。回来之后,我百思不得其解,决议要弄个明白。

第二年,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太行山第四纪地质,多次到曲阳、阜平等地考察,专程到北岳庙抄录碑刻,搜集资料,回来后研究分析。毕业后从事地方志工作,开始钻研历代史籍。查阅《二十五史》的历代地理志,终于发现,原来历代正史中,都明确记载恒山一直在河北曲阳县境内,曲阳北岳庙,确实是与岱庙、南岳庙、中岳庙一样祭祀五岳的庙宇之一。而山西浑源的“北岳恒山”,战国、秦汉时期,名叫“高氏山”,也名山享(山字旁一个享,拼在一起)山,跟北岳毫无关系。

在此基础上,查阅《辞海》、《辞源》、《中国历史地图集》、《宗教词典》、《中国名胜词典》、《中国百科全书》等权威工具书,还自费购买大量跟五岳文化相关的书籍,翻阅了《元和郡县图志》、《天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元、明、清一统志,检索历代相关的官牍、档案文献。终于弄清了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史实――就是明代以前北岳恒山一直在曲阳境内,清代开始改在山西浑源。

但是,各家工具书在表述北岳恒山变迁历史方面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为什么清朝顺治十七年要改北岳于浑源?而当年曲阳北岳究竟是现在的那一座山?这些工具书众说不一。看来,考证古北岳的确切地望及其变迁的历史,是河北乃至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决心研究到底。

 

二、实地考察,理性分析。

 

要想突破这个历史难题,必须学习历史地理前辈的研究方法,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从文献、地理空间、考古文物三个方面寻找铁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家工具书存在的疑问,匡正谬误。我自费深入曲阳、阜平、唐县一带山中,进村走访,探访文物碑刻,终于找到文献之外的考古证据和地理空间上的证据。

首先,唐代河北籍地理学家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北岳恒山,在曲阳县北一百四十里”。按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对唐代度量衡的计算,唐140里,折合130华里,65公里,这个距离已超出今曲阳县北部边界,而在阜平、唐县边界。

1980年版《辞海》:“恒山,古山名,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唐宋一名大茂山。” 1981年版《宗教词典》:“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与山西接壤处,……明定山西浑源县之玄武山为恒山,清始开祀北岳于浑源,此后曲阳之恒山通称大茂山。”

看看地图就知道,今曲阳县西北距山西边界有数十公里,根本与山西不接壤,而与河北阜平县接壤。而且,在今曲阳西北根本没有大茂山。

1931年臧励和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大茂山,在河北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

曲阳在阜平南面,曲阳的西北乃是阜平的西南方。大茂山既然在阜平东北,岂能与曲阳县接界呢?

为什么权威工具书都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常识性错误?主要是缺少实地考查,盲目抄袭前代志书。看来,考证古代北岳的准确地望,须从地理位置入手。

按照“神尖”的名号,我在阜平、唐县交界处,找到了这座山,阜平称神仙山,唐县称大茂山,其位置正好在曲阳城北65公里,阜平县东北33公里

那么,是否可以据此确证这就是古北岳恒山呢?当然不行。还需要其他证据。而且还须搞清为什么这座山现在属阜平,而不在曲阳?

继续找证据:《汉书·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县(今曲阳县,其范围包括北面的阜平)载,“恒山北谷,禹贡恒水所出,东入滱(今唐河)”。

在大茂山北麓,有著名的倒马关。《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倒马关“即汉之常山关。”常山,即恒山,因避讳汉文帝刘恒名讳改“常山”。既然名字叫“恒山关”,说明它比在恒山脚下。而且这里正是汉代“恒水”的发源地。百姓称 “横河”,就是“恒水”之附会。恒水从大茂山北麓山谷中发源,东南正好流入滱水(今唐河),与《汉书》记载完全吻合。

还有,考古文物提供了佐证。《尚书周礼注疏》说:“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祀北岳常山于曲阳,后遂因之。”汉代应该在恒山上建有岳庙。到北魏宣武帝时,在曲阳县城建北岳庙。山上旧庙,自然就称“上庙”(也称为上祠);县城之庙,称 “下庙”。

《元和郡县图志》在恒阳县(今曲阳县)下记载:“恒岳下庙,在县西四十步。”之所以将曲阳北岳庙称为“恒岳下庙”,证明必有一座上庙。

     找到上庙,对确定北岳位置至关重要。经考察,在阜平县神仙山南坡,有一村庄叫“上寺”,正是“上祠”的讹称,在该村周围,找到了代表隋唐宗教建筑的标志性莲花瓦当残片和建筑碎片,证明它不是一般民居遗址,而是汉魏北岳庙旧址的遗物。

     从历史地理学来看,文献、地理空间、考古文物三方面佐证证明一个点,就是铁证,几乎不可能再有异议。但如此铁证证明的北岳恒山,为什么不在曲阳,而在阜平?

检索史籍发现,阜平原本是曲阳县的一部分,金朝开始将曲阳北部分置阜平县,于是,原属曲阳的恒山,就成为阜平、唐县、飞狐(今涞源)三县“接壤处”。但元朝以后的正史中仍延续前朝的记载,仍称曲阳县“有恒山”。《元史·地理志》保定路曲阳县下记载:“北岳恒山在焉。”《明史·地理志》定州曲阳县:“恒山在西北。”《大清一统志》载,保定府:“大茂山,在阜平县东北七十里,接曲阳县界。即恒山之岭,一名神尖。”近代一些工具书之所以自相矛盾,就是因为盲目抄袭这些史籍的结果。

     1985年我写了《恒岳考》,刊在辽宁《地名丛刊》上,后收录到《中国地名学研究》第二集;1987年我的专著《石家庄史志论稿》出版时,将这一成果作为注脚引于书中。此后,得到历史地理学界前辈的好评。历史地理学界的泰斗、北大资深教授、老院士侯仁之先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从》主编、西北师大教授史念海先生,杭州大学教授、著名《水经注》专家陈桥驿先生,著名文献学、地方史专家、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骐骧先生,都先后来信,给予鼓励。而且此后再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古北岳的位置从原曲阳县北界向北改在大茂山上。我敢说,对北岳恒山的考证是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异议。这不是狂傲,而是学者必需的自信。

 

      三、深入研究,搞清北岳变迁真相。

 

     弄清了古北岳的地望,还必须搞清北岳变迁的史实,才能说服山西的学者和非专业人士。既然历代正史明确记载北岳在河北曲阳,而且金元以前历代史书中找不到北岳与浑源任何有关的信息,那为什么清代将北岳恒山改到山西浑源?

    对此,传说很多,甚至有些学者跟着附会。中华书局出版的《五岳史话》说:“元、金、明清诸代建都北京,曲阳恒山在京城之南,同北岳之称不符,而恒山主峰在山西浑源,位于京城之北……”1985年8月4日《光明日报》刘啸教授的文章《从五岳中没有黄山说起》,也说:“元金明清诸代建都北京,曲阳恒山在京城之南,同北岳之称不符,清顺治十八年根据礼臣建议,改祀位于京城之北的山西浑源为北岳。”

     其实,稍懂得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五岳是西周以中原版图确定的,秦汉以后从来没有以某朝京城为方位确定五岳的。如西汉、唐朝都长安,仍以京城正东的华山为西岳;南宋都杭州,明初都南京,东岳泰山都在其西北。再说,浑源恒山位于北纬39°40`,也不在北京之北,而在北京(北纬40)西偏南方向。

     还有,金元时期,浑源玄武山跟恒山没有任何关系。在《元史·地理志》浑源州只字没提恒山。所以这说法纯属附会。

宋辽时期,北岳成为宋辽边境,山间佛道寺观和恒岳上祠先后废毁,北岳的标志性人文景观丧失殆尽。因此,存于曲阳北岳庙的《大宋重修北岳庙碑铭》说:“天下之岳五,独有北岳名不著。岳有祠,不知废于何代,今庙于曲阳,由唐以来记刻皆不载废迁之由。”加上恒岳距北岳庙百里之遥,礼臣祭祀北岳,只到北岳庙而不登恒山;金朝分曲阳北部置阜平县以后,北岳庙与北岳分属两个县,导致了北岳与北岳庙文化上的分离。

更重要的是河北人不珍视恒山文化,滥用“大茂山”、“神仙山”、“神尖山”之类俗名,导致恒山知名度的沦丧。

明中期开始,山西人开始附会浑源山享山为“恒山之余脉”,并称“玄武山”、“玄岳”。玄武代表北方,且浑源与河北北岳山势相连,于是,山西人在玄武山伪造古代恒山的遗迹。如东晋高僧释道安在恒州山中修行的遗迹、唐代恒州道人张果修行的遗迹等等,这些本来都发生在河北恒山,却被附会到玄武山。明弘治七年在玄武山刻写“恒宗”两个大字(今称为“大字湾”)。嘉靖三十五年皇帝在玄武山“求真芝十二本”称为“玄芝”。以后,山西人开始称玄武山为“恒山之主脉”,而河北恒山反被称为“恒山之余脉”了。

嘉靖、万历年间,一些地方官上奏,请求改祀恒岳于浑源,但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明史·礼志》载:万历十四年“大同巡抚来贡议移祀北岳与浑源”。礼臣沈鲤“力驳其无据。”指出:“《大明集礼》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考。仍礼曲阳是。”

经过几十年的辩论,山西人始终不放弃改祀北岳的主张,但又无法篡改历史,因此,直到明朝灭亡,“改祀北岳于浑源”的闹剧也没得逞。

清朝顺治十七年七月,刚刚入关的顺治皇帝,根据大臣的上奏稀里糊涂地批准 “移祀北岳于浑源”。从此,浑源就成了“北岳”,而为了顾忌历史,便称:曲阳北岳与浑源相连。清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8“正定府”:“恒山在曲阳县西北,一曰常山,亘保定府西境及大同府境。”

从此,完成了恒山从附会到改迁的历史。经过清代几百年之后,后人很少了解北岳恒山变迁的史实,甚至在现代许多书籍和文章之中,出现不少讹误。

    为了说服山西学者,我在1987年1月山西的《地名知识》(今《中国地名》)杂志,发表了《再论北岳之变迁》文章,与山西学者商榷,此后,多位山西学者打电话或写信承认我对这段历史事实的考证“不可辩驳”。

 

四、古恒岳之殇

 

我作为河北的学者,对失去恒岳痛心疾首,也对山西人珍视文化的意识表示钦佩。河北失去的恒岳,不仅仅是一个名号,而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资产。

河北虽失去北岳的名号,但拥有恒山2000年的文脉,拥有正宗的北岳庙。历史的误会虽令人遗憾,但更令人痛心的是今人的漠然。

    北岳恒山之殇,是河北留给历史的笑柄,值得深深地反思历史,更应该反思今天。

    笔者在1998年撰著的《文化资产价值论》和《河北酒文化》两部专著中,都对恒岳在晋冀间的转移进行了反思,而且在媒体上多次呼吁珍视历史文化,利用文化资产,带动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东北一位学者提出虎山长城是明长城东端,引发了当地声势浩大的活动,我在报章感慨《虎山长城之姓与古北岳之痛》。河北人历来不把本地专家当回事,迷信北京专家,如果是北京专家考证,可能会当成圣旨,而本地专家结论,就被视为“一家之言”。这是最可悲的文化自卑。

    在建设旅游强省、文化大省战略中,古恒山文化,早就该列入全省旅游文化战略之中。利用古恒山的品牌,实现曲阳北岳庙与古北岳文化的整合,推进古恒岳文化的伟大复兴,带动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文明的发展需要传承,历史的传承需要真实。真实的历史具有巨大的价值。对历史事实的漠然,就是无知的表现。河北古恒岳文化之复兴,就是历史真实的复兴。

 

作者: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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