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可供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时借鉴和利用。本文从物与人、人与人、身与心、国与国四个方面的关系来阐述道家实现社会和谐的构想。
一、物与人合一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过程。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严峻，在生态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类未来的前途取决于我们对传统发展模式反省与改变的程度。
人与自然的关系该怎样处理呢，老子认为应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自然”，即“自然而然”，任随万物自生自灭，不去干扰它，“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不违反自然，不强加妄为，只是辅助万物使其自然地生长和发展，这透显出道家对生命的尊重，对天地万物个性与事物独立性的尊重。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事物无论大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无贵贱等级的差别。事物不因其小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也不因其大而获得更多的存在价值，大与小都有相同的存在价值，不能相互替代。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类，“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但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日益显示出其独特的优越性，这必然以牺牲他物为代价，“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人类中心主义者，不仅扼杀了牛马的天性，而且以其人为而破坏了天道自然。
近代西方人在天人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对立的二元论，片面强调人类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做自然的主人，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随着近代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已充满了险情，产生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
当然，人类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快，不可能不利用自然资源，但在开发利用的时候要做到“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即认识规律叫做明智，不认识规律，又要乱作妄为，必然会招致凶险的结果。这是老子对人们不尊重自然规律而违反自然规律的一种警告，这一警告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而且显得更加重要。反省当前人类所处的恶劣环境，究其主要原因，都离不开人为的因素，要么是根本上还“不知常”，要么就是为了某种急功近利的目的根本不尊重规律。人类要摆脱当前的困境，拯救自己的未来，除了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寻找出路之外，在思想境界上回味老子哲学的至理名言是大有益处的。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不可能有全球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人与人和睦是人类前进的动力
人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在世，人只要活着，就难以与其生存的这个社会、与他人割断联系。人与人相处要造就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这就要求作为行为主体的人，自身修养上有“上德若谷”的胸怀，待人接物上有“海纳百川”的气魄。
为人处世应当宽宏大量，能容人，能原谅人，做到“旷兮其若谷”，即为人处世胸襟宽广，豁达大度，就好像幽深的山谷一样，能包容人世间的一切。如果能以宽博的胸怀去宽容和理解别人，那么无疑也会得到别人的宽容和理解。“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天地”有无尽的美妙，却不需要自我标榜；“四时”把握着明确的运行规律，又何须自我评说；“万物”有洞明可循的法则，也不需自我夸耀。“天地”、“四时”、“万物”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人类!反之，如果一味自我标榜，自以为高人一等，总觉得自己事事正确，处处高明，就势必与人产生一些无谓的争执，不能融洽共事，最终孤立于人群之外。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对人际交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善者”和“不信者”同样是人，对他们也应该“善之”和“信之”，以求使他们得到感悟，也变得“善”和“信”。此中除了倡导感化教育以外，还蕴含着对人的信任和尊重，以求达到营造一个善良而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人世间，由于利害冲突，总会有恩恩怨怨，日积月累，往往是很难理清的，慷慨大度地“报怨以德”应该是我们所应有的豁达胸怀与风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全心全力帮助他人，自己就会愈富有；给予他人愈多，自己就会更富足。事实也正是如此，人生在世，能给予他人无私的爱心，整个社会和他人就会以更大、更多的爱心来回报他。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江海之所以能包容百川，那是因为“善下之”。为人处世也一样，如果自己能始终“下之”，从思想上、言行上都能让自己处于“低下”的位置，就能为众人所包容并乐于归附，相互融洽地相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最高尚的善，就像水一样，滋养了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甘愿处于众人所嫌弃的低下处。用这样的纯净、明澈的心态去待人处世，自然也就能同他人、同整个社会和谐相处了。
与人交往要把握好原则，“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如果把交往之道建立在功利之上，一旦人遭祸患，亲友就会离散，只有以道义为交往之道，才能做到迫祸患害相助也。建立在纯洁道义之上的真正的友谊，高雅纯洁，像水一样虽然清淡，却最长久，而那些建立在势利之上的小人之交，虽甘美像甜酒一样，一旦利害发生冲突，交情马上断裂。
三、身与心和谐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今天与过去了两千多年的老庄时代相比，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比老庄富有不知多少倍，但我们精神上可能仍然很苦、很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被物所宰制，不能作物的主人，作自己的主人。我们可以是积极入世、勇于担当的，但同时也可以自我解放，自我松绑，我们的精神可以从重压之下获得解脱。
我们活着苦不苦、累不累，在庄子看来，似乎也与身上的担子没多大关系，而在我们用什么样的心灵去承担这副生命的担子。人的心灵，在世间有太多的不幸，在残酷的生活境遇中，需要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空间，寻找到归宿。人只有获得精神的解脱，才能打破现实境遇中的重重桎梏而活出自我。庄子的“逍遥”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他的“逍遥”是事物自身的“逍遥”，万物平等的“逍遥”。鲲鹏虽胸怀远大志向，远徙南海而“逍遥”，但也不能因此而讥诮麻雀于蓬间的“逍遥”。适性为“逍遥”，麻雀适志于蓬间，就是“逍遥”，强求它远图南海，则不能“逍遥”。
功名、财货和生命都是人生所需要的，三者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呢?世上不少人把功名、财货的位置摆在人的生命之上，为了名利可以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老子在名利的迷宫中发现了人的生命价值。他从“重生”的基本立场出发，认为生命贵于名和利。“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名利毕竟是身外之物，如果为了获得名和利而丧身，那就是舍本逐末了。“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
为了维持人的生命，欲望总是需要的，但如何对待欲望，却有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及“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应该是我们要学习的，人的欲海难填，总是无止境地追求名利财货，这是毫无好处的。社会上的一切纷争，都源于人的不知足，如果人不知足，就会自招祸患，正如水过满则倾溢，器太锐则折断一样，老子一再劝诫人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这条原则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金科玉律。
我们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但我们要生存下去，这就要求做到身心和谐，“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人类愈进步，愈追求高度的自由，而身心和谐更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四、国与国和平是人类赓续的保障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处理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讲和睦、亲善、协调、和谐，这和有些国家历来强调征服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别，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体。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指出，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目睹了诸侯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现实，他对战争持否定态度。老子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统治者贪得无厌，奢求物欲引起的。由于当权者发动侵略战争，谋求己利，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祸患，侵略者是罪大恶极者，好战之国是无道之国。“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认识到战争的危害，反对侵略战争和无道用兵。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杀戮无辜，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正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交战国的人民，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总是受害者，所以说战争不是治国的良药，而是害民的祸根。老子主张无论大国或小国，皆应持谦恭居下的态度。
和谐思维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智慧，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辨证思维。它在历史上曾支配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生生不已。但也要看到这种理念的不足，应从其它传统理念中广泛汲取营养，唯其如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才会比我们先人的和谐社会构想更完美，才会为全人类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王双庆/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