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耕社会，一年的日子实际是从立春这天开始的。

年份不同，立春这天或落在春节前，或落在春节后。

打春有具体的时刻，“瞅瞅月份牌，上面写着呢。”

民间在这天有占卜年景的俗习惯，晴兆丰年，阴兆灾年，“晴则诸事吉，阴乃万事愁”；一些地方在这天还忌讳挑水和掏灰。

人们重视打春那个时刻，一齐赶在那会儿燃放鞭炮以示庆祝。民间记忆中，无论赶在白天还是晚上，那个时刻是不允许躺在炕上的，哪怕是那个时刻落在深更半夜，大人们也会把孩子们从睡梦中叫醒，孩子们迷迷怔怔打被窝里坐起来，更为严格认真的父母还会把他们抱到炕下。

劈里啪啦的鞭炮声，在清冷的寒夜显得异常脆生，传得亦很远。

一、打春

民间习惯管立春叫打春。

民国年间《昌黎县志》说：立春先一日，塑勾芒神及春牛于东门外，阖城官员往迎，鼓乐交作，老稚趋至；有幼童以线穿豆挂于牛角，到立春时刻“鞭而碎之”，谓之“打春”。

《宣化县新志》亦有记载：立春前一天，县治备酒至春场，同文武官齐至，演戏二三曲，随将春牛、芒神抬至府堂。至随春牛者，有五谷楼，内置黍、稷、麦等；至随芒神者，空楼一座而已。立春一日，县令偕属诣府堂，“打春”毕，另将小牛、芒神送各衙门及本城缙绅……

打春的叫法最早起自于何时？不得而知，可以肯定这种叫法普及于宋朝以后。

黄冀之《南烬纪闻》上有一则记载说：1126年，太史局赶在正月立春日前造成土牛，并陈放在迎春殿，按惯例，太常寺要在立春日备乐迎和鞭牛。可就在立春日前一天晚上，“守殿人闻殿中哭声甚哀，及击扑声，移更乃止。洎明视之，勾芒神泪流滴沥，襟袖俱湿，牛首堕地，有刀斧痕。吏白有司，重加修补，以终其事。识事知其不祥也”。

“不祥”的理由在于像官衙一类“行德教政令之所”，断不能让耕牛进来停驻，所以要打春牛，否则绝非好兆头。

苏轼词云：“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宋朝开始，打春似成了官吏打春牛的简称。

“年年春打六九头，烟火爆竹放未休，五彩旌旗喧锣鼓，围看府尹鞭春牛”，据说打春牛得用春杖，“春杖子用五彩丝缠之，官吏人各二条，以鞭春牛”。

有记载说：立春前五日，不仅要造土牛，还要造耕夫、犁具于大门之外，等到立春这天黎明，“有司为坛，以祭先农。官吏各具彩杖，环击牛者三，所以示劝耕之意”。

春牛指立春前用土捏造的土牛，宋人文彦博曾做过一篇《土牛赋》：“国家以上遵古典，下示烝民，出土牛而应候，俾农事以知春”，“美哉，土者五行之本，牛者六畜之宗，何莹蹄之成象，假聚壤以为容”。

“用土作牛以彰农事”，“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宋朝之前“尚质”，土牛不加颜色；宋朝“重文”，土牛做成后随之亦要加上颜色，变成“或赤或青或黄或黑”。

今天在民间有流行更广的一种解释：打春，目的是要打掉身上的懒惰气，歇了一个冬天了，人和牛的胳膊腿儿都歇懒了，打立春这天起，干活下地，再振精神；这亦让人联想到乾隆年间《曲周县志》上的一则记载：立春日以彩杖击小儿，曰“打瞌睡”。

二、原始

宋人吴自牧《梦梁录》说：立春前一日，以震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内。至日清晨，郡守率僚佐以彩杖鞭春，如方州仪。太史局例于禁中殿陛下，奏伴管吹灰，应阳春之象。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与贵家宅舍，示丰年吉兆。宰臣以下，皆赐金银幡胜，悬于幞头上，入朝称贺。

宋人奢华，皇家亲历的立春更非同寻常，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妆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

京城的官员要为皇上造进大春牛，排场自是空前。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及驾临幸，内皆用五色丝彩杖鞭牛，御药院例取牛睛，以充眼药。余属直阖婆掌管，预造小春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分送殿阖巨珰，各随以金银钱彩缎为酬。是日，赐百官春幡胜，宰执亲王以金，余以金裹银及罗帛为之，系文思院造进，各垂于幞头之左，入谢。后院办造春盘供进，及分赐贵邸宰臣巨珰，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每盘值万钱。学士院撰进春帖子。帝后贵妃夫人诸阖，各有定式，绛罗金缕，华粲可观。临安府亦鞭春开宴，而邸第馈遗，则多效内廷焉。”

以提及立春的现有文献看，宋朝的立春日装点最为豪华。但立春独有的热闹，却并非自宋朝始。

《礼记·月令》说：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返，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

可见很早以前，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庶民百姓，对“立春”已异常重视。之所以如此，大抵缘于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彼时已以立春这天为一年农事之始，“立春三日，百草发芽”，上上下下都会在这样的一天充满敬畏与期盼。

“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故一岁有二十四节气，一年每月二节气”。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天时难违，农事错过了天时，便会放跑一年的好光景。

上上下下统一在这样的意见之下，立春这天越来越被加进更多内容，被通笔墨的人描摹，便亦属情理之中了。到梁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已有这样的记载：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贴宜春之字。亲朋会宴，啖春饼、生菜，贴宜春字，剪彩为燕戴之；或错缉为幡胜，谓之春幡。

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亦说：“春日刻青缯为小幡样，重累十余，相连缀而簪之，亦汉之遗事也。”

总之立春特有的一些形式和内容，作为民俗民风延续下来，一直延续到清朝和民国年间，如乾隆年间《口北三厅志》就有“妇人进春书，刻青缯为帜，像龙御之，或为蟾蜍书帜，曰：宜春”的记载。

三、旧俗

做春饼，饮春酒，聚会，儿童放风筝……这些立春习俗如今在一些地方仍在延续。亦有一些相关立春的旧俗，现实中已很难见到，只能在一些方志上约略可觅当年气象。

比如记录颇为详细的康熙年间《藁城县志》上说：立春先一日，县正率僚属于东郊，赴春牛前一揖毕，进春厂。有盒酒，饮酒三杯毕，出春厂，仍赴春牛前行四拜礼毕。起春自城南，迎春入西门，至县仪门外，赴芒神前一揖毕，至大堂，有春酒，席毕而退。至日交节时，各官朝服，设果酒祭芒神，行神三献，读祝文曰：维神职司春令，德应苍龙，生意诞敷，品类荫达，某等忝牧是邑，具礼迎新，戴仰神功，育我黎庶，尚飨。祝毕，复位行礼毕，赴春牛前一揖毕。执事捧鼓至县正前，击鼓三声，乐人前导，各官执彩杖向春牛周旋三回毕，复位；乃鞭春牛，一揖而退。

“鞭春”的风俗在清朝和民国年间大概很是普遍。乾隆年间《赤城县志》记载：立春前一天，“令诸邑人等扮演故事，届日行春设宴，次日鞭春；民间造春饼，进春酒”。

民国年间《赞皇县志》亦说：立春之日，先期知县具庙服，率僚属及七社里民，鼓乐结彩，迎春东郊，行祀其神礼毕，迎神还返，安设于县大堂前，候次日春至，行“鞭春”礼。

“鞭春”之前，尚有“迎春”之礼。康熙年间《磁州志》记载：立春先一日，印官率僚属，具威仪，鼓乐迎土牛于东郊，散春花，撒春豆，名曰“迎春”。

有“迎”有“送”，才算得有始有终。光绪年间《怀来县志》记述了“送春”的情形：立春前一天，用纸糊勾芒神、土牛，鼓乐随之，文武官出东郊迎春。一人自东方驰骑至，报春到并吉语数句，官放赏。立春日，文武官于县堂打春，领春，宴报春者，又以小土牛、芒神置纸楼内，鼓乐分送诸乡达，谓之“送春”。

先迎后送，这个过程渐渐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这种仪式亦变得颇为隆重，在大的仪式中间亦夹杂另外一些小的仪式。

比如“演春”，乾隆年间《永平府志》记载：立春先一日，县官戒东门外官亭，以各色器物，选集优人装剧戏教习，谓之“演春”。

“庆春”亦记载于《永平府志》：立春这天，“豪门则设酒、饼、肴、核燕会”，谓之“庆春”。

亦有“挞春”见于民国年间《滦县志》：立春时，诣神行礼毕，鼓吹以鞭土牛，遂磔焉，俗谓之“挞春”。

“咬春”见于乾隆年间的《肃宁县志》和《衡水县志》：立春日，啖春饼、春菜，取红萝卜食之，曰“咬春”。

“尝春”见于光绪和民国年间的《南皮县志》：立春日，饮春酒，切葱、蒜、椒、姜、芥合而食之，曰五辛盘，面为春饼，谓之“尝春”。

另有立春“除蚁”和“稀痘”习俗。

立春日春牛被鞭碎成土，“市民争取涂灶或涂壁，云去臭虫”，嘉庆年间《枣强县志》说：有裂土牛泥以涂灶，曰“除蚁”。

“稀痘”关乎孩子健康，则有两解：一说小孩将盛豆的袋子挂在春牛角；一说小孩“竟从土牛腹下转递”，曰“稀痘”。

四、民谣

“节气不等人，春日胜黄金”。“年前立春过年暖，过年立春二月寒”。

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说：立春在残年，主冬暖，“两春夹一冬，无被暖烘烘”。

以前柏乡县有这样的民谣：“立春至雨水，早起须晚睡。粪田又耙地，速速谋生计。”

文安县有民谣说：“但得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

滦县流传的“春见春，四蹄贵如金”的民谣则是说一年两见立春，牲畜的价格一定是昂贵的，亦与农时有关。

民国年间晋县一首民谣曰———“春打六九头，卖了皮袄，买个牛”。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1989年版；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梦梁录(外四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本报记者：刘学斤）

　　　　　　　　　　　　　　　来源:<燕赵都市报>